“西藏三论”系列评论之三

日前，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20字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提出了党的治藏方略“六个必须”，这是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首次提出“治藏方略”的概念。

从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至今整整50年过去了。半个世纪以来，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藏，以及青、甘、川、滇四省的藏区，经历了风雨沧桑之后，正在以一种从容自信的姿态，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

变化的背后，则是边地与中央、宗教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全方位互动与响应。西藏无小事，而治藏从来都是这个国家的顶层设计。其间蕴涵着多个层次、多个领域、多个环节的丰富信息，不可以有任何简单化的思维，以为可以令行禁止，风行草偃；也不可以将其复杂化，处处掣肘，依然停留在“无为而治”的羁縻思路上。

鉴于独特的历史、生态、宗教及文化特征，西藏应该走出一条有别于内地的发展路径。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策略，慎言大发展，以切实保护雪域高原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特别是要扎扎实实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中央“治藏新方略”首次明确提出“依法治藏”，“坚持依法治理、主动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与此前中央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相比，属于一个明显的变化。这表明，中央治藏更加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注重有关各方的积极性、参与性，更加充分调动和运用法治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实现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

纵观此前的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地位，这样的决策有其特殊的背景。无论是“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均着眼于西藏地区发展的短板。而在经过了几十年建设，西藏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提出“依法治藏”，无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理方式的转变。

首先，从以往的强调管制、强调支援，到现在的提倡共治、提倡参与，这样的变化显然更符合时代的潮流，也更符合民众的心愿，能有效的“凝聚人心”。社会发展了，政府治理当然也要跟进，要做好管和放的协调，什么能管，什么要放，都应该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样才能够真正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即便是改善民生，也要在坚持以往政府对口支援的基础上，注重可持续性，扩大参与，培育当地人才，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为各族群众走出农牧区到城镇和企业就业、经商创业提供更多帮助。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发展参与度和获得感”。这种立足于“内生性”的发展路径，必将是富藏、兴藏的通途大道。

其次，坚持法治西藏，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也有助于保护藏区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西藏不应该走内地一些地方曾经走过的以牺牲环境换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在坚持生态第一的前提下，富民兴藏。在当地保持一个宽松的社会，打造畅通的民意渠道，以及一个高效开放的政府，就显得至关重要。

因为有弹性，以往敏感的宗教问题也不会过于紧张；因为有互动，以往复杂的民族关系也会从容化解。可见，‘依法治藏’是西藏治理科学化、现代化的枢机所在，也必将在整个西藏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还是在1950年6月，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湘西王”陈渠珍应邀前往北京，向准备率部解放西藏的贺龙赠送一本自撰小册子《艽野尘梦》，书中详述了自己1909年至1912年进出西藏的生死经历，其最为叹息者，乃在当时人们所著西藏文献之舛误，“证以予所见所闻，则十无一二可征信焉”，“率于藏事无深刻之观察”，“边区舆图，更不可信也”。

一个世纪过去了，陈渠珍当年慨叹的舛误错漏，想必早已不存，但其提及的对于藏事“深刻之观察”，乃至治理现代化，则仍有待于后来者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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