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姓王的老师有缘，从小到大，遇到一批。上学，第一个老师就姓王，女老师。那时全家被疏散到农村，学校大多是农家子弟，动作大，嗓门高，天性自由，老师管起来难度很大。他们一折腾，我就成了骆驼群里的绵羊，显出来了。

　　我想王老师对我的偏爱完全是因为我貌似忠厚。不是不想淘，实在是身体条件不好。

　　我曾经一竿子捅落一个巴掌大的马蜂窝，脑袋被蜇成菱形。同伴家是没落的中医世家，在河边寻了些草药替我擦在伤处，等了一下午不见好，我只好绿着回家。幸好当时被蜇的人很多，我随他们的口风，渲染成意外事故，躲过了一顿拳脚。

　　我真是愧对王老师安排的军体委员的职务，小学前三年，差不多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躺在医院里，感冒、发烧、腹泻、扁桃体炎、骨折……轮换着得。一段时间，我闻到枕头上的来苏水味，像嗅到亲人的气息。

　　王老师教语文，也是班主任。

　　我的第一篇作文被王老师大加赞赏，她尤其欣赏这一句：运动员像离弦的箭一样……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套路而已。

　　但当时如果不是赞扬，而是一顿批评呢？孩子的自信心通常是被夸奖出来的。

　　按说王老师已经做得相当完美了，母亲却还是提出更高要求。她对王老师说，这个孩子胆小，如果做错了事，不用直接批评他，批评他附近的人，就可以把他震住。

　　这种作法的直接后果是，我每天都觉得老师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

　　3年，弹指间过去了。一辆卡车拉着我们全家进了城。到了丰台三小一报到，还是个女王老师。班上多是铁路工人的子弟，父母工作忙，孩子教育全扔给老师。班上有几员闹将折腾起来，我才觉得农村学校真是片净土。

　　1963年出生的这批，就上学而言，没什么可夸耀的，没赶上“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没赶上“青春万岁，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没赶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和“阳光

　　灿烂的日子”，“四人帮”还没起劲耽误我们，自己就被粉碎了。

　　挺顺的。

　　运动留给我们的最深印象就是评《水浒》、批宋江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水浒》对我们来说就是听故事，智取生辰纲，林冲雪夜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弄得我们天天跟老师打听，什么时候接着批啊？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前两天我还翻到了一位姓桑的同学写的“反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

　　翻案风刮得猛烈又猖狂，

　　他们大喊大叫要翻案，

　　把矛头直指党中央，

　　什么这块钢，那块钢就是不要阶级斗争这块钢

　　……

　　批判任务布置下来，我们3人战斗小组马上回家取出报纸、墨汁开始刷大字报。等我们写好大字报赶回学校时，已经是铺天盖地，无处可贴了。多数大字报除了场面上的话，矛头直指个人，大家都明白，运动是铲除异己的最好机会。大人们这时全没了平日的温和，都拉得下脸来。

　　忽然，掌声响起，一位后进生的家长拎着大字报，声嘶力竭地控诉老师对她孩子的迫害，“亲不亲，阶级分，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看着大字报无处可贴，这位家长一脸茫然。于是，人们怂恿她糊第二层。在恶作剧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里，她贴上大字报，大家拥挤着去看。我说不清那时的感觉，只是看到被批的不是王老师，长出了一口气。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蚂蚁虽小，不可小看。我从小爱出风头，长大常做恶梦，多少回小小年纪就差点被人当枪使。年龄小固然可以是个挡箭牌，但心灵的不安依然会伴随你一生。

　　史国良就是这样。

　　小学三年级他揭发老师申世恩在课堂上说“林彪就是变色龙”。从此，申老师受尽屈辱。

　　“我去看老师时，她正站在厕所的蛆水里写检查，胳膊上露出伤痕，腿都泡白了。我递给老师一个西红柿，申老师说，真好，这是我今年吃的第一个西红柿，老师最爱吃西红柿了……”

　　2000年3月的一天，在《实话实说》的录制现场1.8米多的史国良蜷在沙发里，像孩子一样哭着。

　　我说，我们认识一下申老师吧。

　　大屏幕上，是申老师微笑的照片，从年轻时她就微笑着，一直到老，头发花白，还是这样微笑着。后来，申老师走出来了，看到衣着朴素、神态安然的申老师，大家都哭了。

　　34年过去了，史国良终于可以亲口对老师说一声：对不起，老师。

　　我们呢？我们有史国良这样一份歉意吗？或许我们没有亲手伤害过谁，或许是我们一直躲避着良心的追问，或许我们从来就不曾在意。

　　那么，历史难免会重演，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在另一出悲剧中扮演重要角色。

　　王老师教了我一年，移交给下一任老师时，她的评语是：该生至今未发现有任何缺点。

　　这为下一任老师修理我，留下了把柄。这位年轻力壮的女老师一接手，就咬着牙根对我说，听说你红得发紫，这回我给你正正颜色。

　　我倒也配合，大概是到了发育的年龄，我整天想入非非，经常盯着黑板发愣，数学老师把教鞭指向右边又指向左边，全班同学的头都左右摇摆，只有我岿然不动，于是他掰了一小段粉笔，准确无误地砸在我脸上。

　　数学鲁老师说，你把全班的脸都丢尽了。嗷，全班一片欢呼，几个后进生张开双臂，欢迎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从此我数学成绩一落千丈，患上“数学恐惧症”。

　　高考结束，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从此再不和数学打交道了。

　　38岁生日前一天，我从恶梦中醒来，心狂跳不止，刚才又梦见数学考试了——水池有一个进水管，5小时可注满，池底有一个出水管，8小时可以放完满池的水。如果同时打开进水管和出水管，那么多少小时可以把空池注满？

　　有一天，我去自由市场买西瓜，人们用手指指点点，这不是《实话实说》的小崔嘛。我停在一个西瓜摊前，小贩乐得眉开眼笑，崔哥，我给你挑一个大的，一共是7斤6两4，一斤是1块1毛5，崔哥，你说是多少钱？

　　我忽然失去控制，大吼一声，少费话！

　　抱歉！

　　对我来说，数学是疮疤，数学是泪痕，数学是老寒腿，数学是类风湿，数学是股骨头坏死，数学是心肌缺血，数学是中风……

　　当数学是灾难时，它什么都是，就不是数学。所以，我请求各位师长手下留情，您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举动或许会了断学生的一门心思，让他的生命走廊中少开一扇窗户。

　　高一时，又迎来一个王老师，男性，戴眼镜，教语文。

　　我的作文这时正赶上创作高峰，是才思喷涌的阶段。他一接手，就布置一个题目，每人一篇作文。

　　作文交上去，两天以后迎来了讲评。

　　他把作文分成三摞。他说，这部分同学有潜力，但不成形，第二部分要抓紧，差得很多。然后他抓起第三摞的第一本，推了一下眼镜，谁叫崔永元？我站了起来。

　　他把作文本往讲台上一放，这写得根本不沾边。我心一沉，数学已经完了，这回是语文，以后做学问是没戏了，就剩下做人了。

　　王老师说，说崔永元差是有根据的，小小年纪就沾上了八股，这写到哪天算一站。

　　其实，我只不过是挨了当头炮，以后班上的写作骨干轮流被收拾了一遍。

　　他脾气也大。走进教室，看到上一堂课的教具——地球模型还放在讲台上，抄起来就从窗户扔出去，掸着手说，我上课不用这个。

　　看见上一节课的黑板没擦，就说，幸亏你们眼睛好。于是拿起红粉笔直接写在白粉笔字上。

　　严格要求，果然奏效，往后同学的作文，常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我的成绩也从“差”和“中”，慢慢地有了“良”。

　　成年以后，我想起此事，总是从正面肯定王老师的教学思路，文无定法，能随机应变，不落窠臼，才可能出上品。高一时，他出手一闷棍，对我有悬崖勒马的警示。

　　当然，方法上还有可商榷之处。

　　比起来，班主任李秉国老师，工作方法更讲究些。

　　那时候，我们喜欢打篮球，课间10分钟，也分成两拨，玩得热火朝天。朱宏挺胖，出汗最多。上课后前10分钟主要是擦汗，什么也听不进去。老师因此提出批评，但是不奏效。一天放学后，李老师换上鞋，和我们直奔球场。

　　这回汗出透了，一边洗，李老师一边说，这多痛快，玩球上课两不误。

　　从此，课间不再打篮球了。

　　元旦到了，校领导挨个教室转一圈，说些不咸不淡的话，送走校领导，李老师拉上窗帘，来，我教你们华尔兹——他是朝鲜族，能歌善舞。

　　一二三，二二三，嘣嚓嚓，我们就这样进入了艺术的又一境界。

　　当时一个男的专搂一个女的跳舞还被禁止，可以公开跳的只有手拉着手的《青年友谊圆舞曲》。

　　传说袁老师和人跳三步了，是我们一个同学踩着两层桌子从门上玻璃窗侦察到的。所以我们敲山震虎，春心萌动地要袁老师教我们。

　　元旦晚会热闹非凡，郝明哲、武文辉的相声《猜地名》大放异彩，按说谜底里有的字，谜面上不该有，可他俩不论规矩。

　　肚皮上盖大印——印度

　　粥不热就喝——温州

　　大家都乐。我当时心中忿忿不平，因为这之前我和宋金山合说的相声中规中矩，却反应平平。

　　20年后重新见面，郝明哲、武文辉一个倒药一个倒物资都发了。咳，这年头是只看结果不重过程，不按规矩出牌总能领先一步。

　　李老师的历史教得好，用尽浑身解数，数字、色彩、位置，按照不同的路数……他成功了，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我们也拿到了高考历史的高分。

　　李老师、袁老师等携手把我们送进了大学。

　　大学里，阎老师接手。

　　大学的班主任和中学不一样，理论上是推行自我管理，实际上就是放羊。到后来，阎老师想管的时候，局面已经失控，烽烟四起，诸侯割据。

　　阎老师手足无措——开全校大会我们都躲在宿舍不去，听到他在外面敲门，我们一起捏着嗓子说，没人。气得他一窜上了窗台，从窗户翻了进来，一把揭开宋健的被窝，宋健还用刚学的一点支离破碎的法律知识抵赖：你私闯民宅！

　　4年就这么酣战着。

　　毕业晚会上，阎老师说，4年了，尽管我们有很多不愉快，但毕竟在一起呆了4年，希望大家能忘掉不愉快，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顺利！

　　那一刻，同学们停止了喧闹，静静地听着。这一刻的沉静或许就是对老师辛苦4年最高的褒奖。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当老师不容易，能解惑才是最高境界。社会上有名师培养出的高徒，揣着一肚子学问，直奔邪路，差就差在最后一课——没学做人。

　　一晃，10年过去了。1991年，我们重聚广播学院。班长说，咱们让阎老师再讲几句话吧，这回，发自内心的掌声，热烈而响亮。

　　我看到阎老师的眼睛湿润了。

　　“同学们，我想和你们说，上周，我刚查清自己的身世，我的父母是日本人，我是日本遗孤。现在，我在日本的亲人找到了，很快我要去日本定居，希望我们的友谊继续下去。大家都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叫阎庆文，现在请大家记住我的日本名字宫崎文清。”

　　“宫崎君，辛苦了！”

　　我们欢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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