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英国后,拜耳发现,无论是家里的新鲜事,还是社区的流言蜚语,自己都要“恶补”一阵才能加入别人的谈话。“我回家了,却觉得这不是我的家。”他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吐槽他所经受的、出国带给他的“逆文化冲击”。
海归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海外时光会在很多方面改变一个人,而他们原本的生活环境也在发生着改变。对很多人来说,回国之后的适应,是同样融入海外陌生文化一样不易的事情。“错过”往往会让这些思家心切的海归,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美国小伙杰克费舍结束在英国伦敦的交换学习,准备回国时,在美国《赫芬顿邮报》上发表文章:“人们想到出国留学,都觉得适应外国的社会和文化非常困难。实际上,在缺席了几个月之后,再次回归熟悉的环境,也非小菜一碟。”
费舍说,他离开的4个月里,弟弟人生中第一次成为家中“独子”——“这会不会改变我们的关系?”在美国还是高中生的费舍,在英国已被认为是能对自己负责的成年人,可以消费酒精和烟草——“这会不会改变我回国后与家乡父老相处的方式?”
而自由撰稿人娜塔莉在亚洲旅行两年、回到美国后发现,和朋友们几乎没了交集。她的手机来电铃声从未响起,朋友们用短信回复她的关心,这让她感觉十分孤单。她在美国“福布斯”网站上写道:“朋友在我离开的时间里,经历了人生的重要时刻,结婚、买房、生孩子。我感觉不到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怪我没出现在他们的婚礼上,这让我很愧疚。”
“逆文化冲击”的话题在美国学术界已“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其本质是“未知对熟悉的冲击”。明尼苏达州大学的教授麦克佩吉说:“人们不希望在熟悉的生活环境和家人发生变化时,自己不在场。”
亲友的变化还是小事,有时海归会发现,离家数年,故乡已“换了人间”。
美国人米娅伯格2001年7月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工作。一年后,暑假回国的她才知道,远走英伦的一年,自己错过了祖国的巨大转变。
还没走出机场,陌生感已接连袭来。美国海关官员严肃的态度和严厉的问题让她惊讶。她还发现,机场里美国国旗的贴纸、标记和胸章无处不在。回到家后,这样的感觉更加强烈。没经历“911”的伯格,难以伪装出和家人亲友同等的爱国热情,这让她又伤心又懊悔。
那个暑假,身处家乡的她时刻感到不自在。假期一结束,她便立刻回到英国,并在英国定居下来。如今,她在英国事业有成,并和一位英国绅士订了婚。说起祖国,她坦言:“我回到美国仍觉得不自在。小布什执政时我就离开了,没有见证奥巴马的当选。我和美国已分道扬镳。”
回家了,却不受重视
人们在出国前,往往对异国文化冲击有心理准备,却没想到,这样的适应过程在回国后还要来一次。
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学生珍妮去国外交流一学期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日子。“我的飞机抵达正是圣诞节当天。我一直半真半假地和妈妈开玩笑,让家人给我办个‘回家派对’。虽然是玩笑,不过我的确盼望着家里有多汁的火鸡、软糯的土豆泥等着我。”
飞机降落时已是晚上9点,珍妮以为家人会在“到达口”列队欢迎自己。但当她走出机场时,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有。珍妮的父亲独自来接她,还迟到了10分钟。“漫长的飞行后,没看到兴奋的家人迎接我,让我觉得有些受伤。我可是离家几个月了呀!”
到家后,珍妮收获了几个拥抱和问候,仅此而已。她盼望的圣诞大餐不在桌上,等待她的是晚餐剩下的奶酪焗通心粉,因为母亲不想费劲做大餐,全家人也没等她吃饭。独自吃完晚餐,她将圣诞礼物分给亲人,然后一个人拆自己收到的礼物——家人也没等她回来再交换礼物。
接着大家就去睡觉了,珍妮还在倒时差,她独自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直到有了困意。“我没期待他们载歌载舞欢迎我,但我想要一点与平常不同的反应,毕竟离家4个月不是一眨眼。我希望他们表现出‘我回家了他们很高兴’。”
珍妮说,自己回到美国时,已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了。她的职业规划变了,有好多故事可以讲,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但没人愿意听她说这些。
拜耳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在香港读书一年没有回国,家人对于他对东方文化的心得却不感兴趣。婶婶下午茶时甚至问他“在日本过得怎样”。拜耳向她解释香港和日本没什么关系,并讲了他在香港的生活。20秒后,婶婶目光发直,显然失去了继续聆听的兴趣。
就这样,拜耳在英国的暑假生活只剩下了看电视和泡酒吧。他一度想把在香港留过学的人聚到一起聊聊,却发现这些人将香港“忙碌的生活节奏”带回了英国,想把他们聚在一起,“比组织G20峰会还难”。
在故乡寻找海外生活的感觉
拜耳说,香港的地铁准时又舒适。而当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等了20分钟还没看到地铁时,他几乎要“起义”了。这样的比较,在拜耳回到英国期间一直持续着。
美国姑娘尼可莫曼对留学地英国的依恋则更加极端。每到夏天,她的朋友们就会到世界各地去读暑期学校,但无论从英国、法国,还是日本、泰国归来,他们在刚回到美国时,都显得沮丧消沉,只能通过互相讲述留学故事来获得安慰。
最初,尼可对朋友们的表现嗤之以鼻。每当有人说“一切和我在的时候都不一样了”,她都想嘲笑他们。然而,当自己结束在伦敦的学习,回到美国后,她终于明白了朋友们的感受。
她在美国Lifehack网站上写下了回国后“自我折磨”的心路历程。
她将这种“逆文化冲击”总结为6个阶段。对她来说,最初的冲击是飞机降落的那一瞬间。她意识到:海外生活结束了,我回家了。“这种不真实的感觉,就像你在放弃网球多年后重新开始练习。你知道所有的动作和要领,但重新达到原来的水平就是很困难。”
尼可的第二阶段“抑郁期”在飞机上就开始了,她一边反复翻看着电脑中的900多张留学时的照片,一边长吁短叹。“邻座的那对夫妇一定认为我遇到了特别悲惨的事。”
回家后,每当想起伦敦,尼可都忍不住想流泪,有几次真的哭了出来。她说,这是最艰难的阶段,“想想看,在国外时,你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探险,回国后面对的是波澜不惊的平静日子”。
很快,抑郁难忍的尼可“爆发了”,她对家乡的一切都冷眼相对,内心深处只想回到伦敦。甚至听到别人赞美家乡加利福尼亚,她都会出言讥讽。尼可的母亲为了安慰她,刻意寻找英国风的食品、衣服和小玩意,而尼可的回应是蛮不讲理的大呼小叫:“伦敦不是这样的!”
意识到这样的情绪发泄于事无补之后,尼可开始退而求其次,在加州寻找伦敦的影子。她在当地的酒吧寻找英国的啤酒品牌,在周围寻找在英国时感兴趣的活动,所到之处都变成了寻宝地。她买了大量的奶酪、法棍面包、苹果酒和印度菜,再加上每天看上几集英剧《都铎王朝》,尼可找到了重回伦敦的感觉。
折腾了几个星期,尼可终于意识到,她在伦敦的经历无法在加利福尼亚复制。伦敦的生活格外精彩,是因为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段时光是有限的,因此每一天都充分利用。
不过,尼可认为,尽管回国之后的几个星期,她和家人都过得鸡飞狗跳,出国仍是不后悔的选择。她对后来人的建议是:“不要低估回国后的文化冲击。尽可能用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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