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为何容易遭受“舆论审判”？

　　前不久，杭州朝晖中学初二女生袁丹（化名）在家跳楼自杀。事后发现，死者生前于卧室留书称当日被老师罚写2000字检讨，内容如下：“今天下午自修课，我在做作业，李xx往后退时撞了我的桌子，抽屉里的罐子掉了出来。我把罐子捡起来，本来想打他一下，但想到他不是故意的，就把罐子放了回去。这时邵老师看到了，就罚我写2000字检讨并家长签名，同时家长写2000字反思。” （5月26日南方都市报）

　　由此来看，该生的自杀的确与老师有一定关系，但“这一关系”是否是其选择跳楼的决定性原因，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该县教育局的调查结论也基本客观——当日老师对袁丹的批评教育尺度确有失当，但无确实证据表明老师的批评教育与袁丹自杀之间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

　　虽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让死者写2000字反思的班主任老师还是成为“众矢之的”。一个明显而确切的证据是，如果老师处理适当，那学生能选择跳楼吗？这看起来理直气壮的质疑让老师情绪失控，住进医院。对于其今后能否走出心理阴影，康复工作，除了家人朋友关心外，媒体和公众可能不屑一顾。所有媒体报道的题目都是——“初二女生跳楼自杀身亡 曾被罚写2000字检讨”。有的只是文字的稍微改动，但学生跳楼的原因是因被罚写2000字检讨的事实是“确凿无疑”，并且明显带有有罪推定的口气。

　　教师再一次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此案虽未了结，但在巨大社会压力之下，学校老师和教育主管部门难免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私了此事，代价是承认学校老师的过错，承认管理失误，承认师德教育不力，对涉事教师作出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公职以泄家属之怨。并进一步向全体教师施压，不要对学生作出任何有可能激化矛盾的处罚。在目前惩戒教育界限模糊的情况下，不仅令老师们教育学生，尤其是后进生时手足无措，更会冷了教师教育学生的心，对调皮捣蛋的学生不良行为放任自流，以避免惹火烧身。

　　一片惊恐之下，教师职业再次成为同行热议的“危险职业”——教师的职业边界在哪里？教师的教育手段该如何科学界定？教师的合法权益随来保障？当下，老师们亟需获得最具权威的惩戒教育法律法规，对于惩戒教育的目的、手段、条件、范围、实行，后果与责任承担等作出科学而规范的界定，这不仅让老师们在教育，尤其是实行惩戒教育时做到有法可依，有规矩可循，有底线意识，避免随意性和过度化，而且让老师们在按法律、按规矩，有底线的惩戒教育后，不再提心吊胆，不再有后顾之忧，不再事后背负巨大的精神负担，从而可以心中有数地做教师，理直气壮地做教育。

　　其次，特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最具权威的惩戒教育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新闻媒体应该摒弃先入为主偏向于学生及家长的主观报道倾向，全面客观报道学生伤害的新闻事实，向民众清晰传达事件的原因，以及明确的责任承担才是对学生及家属，对教师、对学校，以及对社会大众的负责任的媒体精神。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报道容易混淆视听，容易误导大众，容易将教师学校的过失过错责任扩大化，更容易给学生家属造成认识误区——认为教师学校的过失过错与孩子选择轻身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从而对学校采取无理智的勒索。这   

　　教师是育人的职业，惩戒作为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会被教师经常使用，而只有在明确教师职业界限，尤其是惩戒教育的界限，有效规避风险的前提下，教师才会安心专注于这一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