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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实力的有效途径

发布时间:2017-10-19 11: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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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会议提出，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甘肃铁路轨道交通学校）年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事实上，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高铁乘务学校）招生总规模就已达到800万。与规模发展相配套，2006年到2010年间，中国中央财政投入140亿元人民币发展职业教育，用于职教学生的奖助学金，以及职业学校的硬件建设。

世界上但凡经济发达、制造精良的国家，如德国、日本，无不是职业教育兰州铁路技校最发达的国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使其成为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又以其鲜明的教育特征———通过教育为个人架设起生存的桥梁，满足个人基本的生计需要和生活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对北京、四川、广州、江苏等地的职业学校（兰州铁路轨道学校）和相关部门的采访中发现，职业教育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经济的腾飞、企业的需求也为当地职业教育的壮大提供了源头活水。

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说，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必须向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服务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进程，服务国家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服务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换代，服务民族文化和民间技艺的传承，服务改善民生和社会稳定。

而中国近现代职业指导理论的集大成者黄炎培先生，亦曾将职业教育（兰州幼师学校）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换句话说，就是职业教育的人文价值也在于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对人自身本质的完善和超越。

创造奇迹的“秘密武器”

一年四季，四川省德阳市区、县城里都会跑着不少外地牌照的车子，也有很多操外地口音的人，都是来德阳选学生或是找技工的。

2004年，经过当地政府广泛调研和论证，德阳市提出了建设“中国西部职业教育基地”。德阳之所以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发展的需要。

早在建国“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就把德阳作为重工业基地，投巨资兴建了一批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可以由工厂办一些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半工半读”，德阳也配套建设一批职业技术学校，这为德阳市发展职业教育奠定了最早的根基。

如今，德阳同时拥有中国二重、东方电机、东方汽轮机等一批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重大装备制造企业，全市装备制造业中小配套企业也已发展到1400多家，每年需要新增技术工人越来越多。现在，德阳的职业院校每年为企业培训职工10万人次，农民40万人次。从2004年以来，全市一直没有出现过“技工荒”。

“德阳要实现西部经济强市的目标，必须更加突出职业教育（高铁乘务学校）的战略地位，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德阳市市长陈新有说。陈新有是企业家出身，如今，德阳要建设中国西部职业教育基地的想法更加明晰而坚定。“重要性不用多说，它与经济建设贴得最紧密。抓职教就是抓经济，就是关注民生。”

现在，“学好一门技能，播种一个希望”，“培养一个技工，全家解困脱贫”，这些观念已深入到德阳的每个家庭。在德阳，职业教育（兰州铁路轨道学校）正前所未有地被人理解，受到尊重。

目前，四川正处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无论是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即离土不离乡，还是向城镇转移，跨地区流动，都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它的实现要依赖一个重要条件，即都要以劳动力素质提高为前提，素质高的劳动力更易于流动、更易于转移。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徐亚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四川职业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培养各种技能型人才和新型农民的多寡，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城乡统筹发展广度和深度。”

同样，江苏宿迁也很早就提出了“普教为先，职教为重”的教育发展思路，第一次将职教提高到与普通教育同等甚至比普通教育更高的地位。早在2003年，时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参加了宿迁市职教中心开学典礼，并发表了讲话。市委书记参加职业学校开学典礼，开了职业教育之先河。

而现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人称“教育书记”，他多次撰写博文，表达对宿迁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像大办普通教育那样大办职业教育，要像大办工业园区那样大办职教园区。”“也许我们不曾拥有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但我们可以拥有大批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新型产业工人，成为经济发展区域竞争的‘软实力’，成为像德国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

“江苏省是职业教育发展最均衡的省份，已经形成较完整的职教网络。”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秘书长谢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苏南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率先异军突起，职业教育（甘肃铁路轨道交通学校）在苏南的乡镇就已兴旺发展。江苏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省份之一，以苏南为代表，经过技术培训的农民，就地转化成了工人，大批苏北富余劳动力进入苏南，加入了技术工人行列。如今，在苏南、苏北的企业里，既有大批从事简单操作的初级工人，也有越来越多的高级技术工人补充到生产一线。江苏省职业教育规模、质量和效益，让江苏过重的人口负担变为了人才优势，与经济实现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广州市的职业教育发展也有其独特的特点。“在广州，劳动口的职业学校占七分之一，广州职业学校的招生和就业是最早市场化的。”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术教研室副主任辜东莲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职业学校的管理一直是教育部门和人力资源保障部门两条线。

在广州，劳动和教育部门双重管理制度开始模糊。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在同时拥有着庞大教育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广东，广东技工教育便开始关注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新专业，充分依托了劳动保障事业的平台。广州技工教育实现了连续17年招生总量逐年递增，与当时不少内地职业学校“招生难”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广州的外部环境土壤很务实，技工教育（甘肃铁路轨道交通学校）跟市场走得很近，紧跟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变课程变。”辜东莲说。

到200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在优先发展教育中指出：“推进校企合作，建设集约化职业教育培训基地，面向更大区域配置职业技术教育资源，把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基地。”

“广东政府是对职业教育最重视的，而且是真金白银地投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术教研室主任陈业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广东省正处在工业化后期，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没有大量的高级应用型专业技能人才的支撑是难以实现的。“广州现在的技工教育模式是政校企一体，在广州，只要你有政策，我们就能铆足精神，不会死板的。”陈业彪说。

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关键一环。2009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珠海市考察企业和职业学校时特别指出，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

除了政府的主导，“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控制着技工教育，在广州市场这个手很厉害，不同于一支粉笔打天下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压力来自于市场，市场检验它，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辜东莲说，目前，广东的企业除了考虑到土地、税收等因素外，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本的吸引力了。

回归对人本身的关注

职业教育除了对现在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外，“更重要的是它要关注人本身。”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徐亚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认为职业教育要关注一个人的生存、关注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是对一个人获得自由、尊严及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呵护。“不能技能至上，还要关注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构成的社会。”

对此，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院长叶军峰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总是认为技校的学生是动手机器，其实职业学校很重视人文职教，非常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关注他们未来继续发展的潜力和职业生涯发展的空间。”作为轻工类职业学院，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设置了很多文学、艺术鉴赏的选修课，来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并且在学校内设立了多个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将大师创作与培养工艺美术专业学生结合，采用“一带多，师带徒”等多种形式培养工艺美术人才，整个校园也因此处在一个感染、熏陶、领悟、潜移默化的人性化环境中。

同时，叶军峰也发现从事传统手工业的民间艺人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由于行业和工种的特殊，他们无法像其他工种一样获得国家颁发的技能证书，国家大师只是荣誉称号。没有证书，他们的晋升和待遇也无法得到解决。“他们大多外语不好，就会做这个手艺活，很多民间大师晚景凄凉。”

所以，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第一个打破了传统的职业技能资格“考试”模式，以“不看学历、不考外语水平，但求技艺精湛等”的方式，开发出适合工艺美术行业特点的高技能人才评定和评价体系，包括工艺品雕刻工、手绣工、陶瓷、手工彩绘工等9个工种的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级别的评价。

从国家大师到高级技师，已经相当于副高待遇，“他们有了合法的‘身份证’，退休金每月就能多两百块钱。”有感于此的叶军峰觉得， “从工人到干部相当艰辛，身份地位和工资都不平等，这样做不仅挽救一个濒危的手工行业，还能让不同渠道的人都有上升的空间。”

异曲同工。广州市技师学院的院长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很注重学生“隐性的能力培养”。

为了学生走出学校后，仍有学习和创新的能力，骆子石大胆改革了学校教学机制，以真实产品(或服务)的合同签订作为切入点，尤其是以高新技术研发项目带动校企合作，实现产学研一体工作过程的教学，被业内称为一种深度高端的校企合作。“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生产过程，真刀真枪的，而人才的认可由企业和市场说了算。”

职业是人生的一部分，在人生的道路上，职业伴随着人一生，一个人不可能通过一次学习，就获得未来职业生涯中的全部知识。“培养出来的高技能人才应该可以通过接受更新、更高水平的知识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应变能力，使自己能够承担在知识、技能和态度等方面要求更高的任务。”骆子石说。这无疑在多个层次上体现了对人的发展要求的关怀。

职业教育也是有层次的。传授知识技能，训练谋生手段，受教育者可以以此为业延续生命，是低层次的教育。低层次的教育无法带给劳动者真正的快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过的那样：“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

刘一沛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毕业，回国后准备把自己献给中国的民办职业教育，他所在的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环境非常优美，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氛，在国内和欧美都很著名。刘一沛说：“之所以重视基于课程情景和人文关怀的环境建设，是因为有一种东西不能言传。”

学校关于中国传统美容保健、民族艺术设计、陶艺、仿古木制家具维护等专业的设计，一方面是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原理、技能与方法，同时也希望学生传承和吸收中国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精华，关注人的外在形式美和人的内在健康活力美的统一。而将艺术品位延伸到校园文化建设之中，“是希望让学生在每天的浸染中，能够提升精神素养，引导学生去理解技术学习中所蕴含的多重境界、使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情况去追求不同的技术层次，而且容易达到技艺的高境界，学生一看上去就和别的学校出来的不一样。”

刘一沛说，国外的多年生活让他深深感觉，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的一种，更是一个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职业教育不只是解决活着的问题，本质是人，要先安身立命，但是生存还要有尊严，还要仰望星空。”刘一沛说，这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同学们，能不能站得更加自信与阳光一点？”2011年3月23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山西的职业学校调研时，径直走进学生的实训生产车间，一句问话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她对省市分管教育的同志说：“示范院校的高楼大厦代表不了职业教育的质量水平。只有当这些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一代下班后，穿上西服、系上领带去休闲，懂得欣赏名曲、名诗与名画了，才真正做到职业教育的脱胎换骨。”

鲁昕讲道，日本企业的“蓝领”下班后会穿着西服到咖啡店欣赏名曲；瑞士的钟表工与女硕士、女博士结婚同住一个屋檐下——都是自身人文素养高的体现之一。中国职业院校学生通过全面、系统、“人人都是人才”的培养，要实现此般脱胎换骨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