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洪堡把科研引入大学，从此科研成为大学的一项职能。

　　就在十多年前，中国的民办院校、独立学院还在为“要不要做科研”争论不休；而如今，科研已经成为它们发展中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民办院校、独立学院意识到办学质量的提升，离不开自身科研的进步。

　　3月19日，浙江树人大学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院、浙江树人大学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2014中国民办本科院校及独立学院科研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这是自2012年以来，上述机构第三次发布类似报告。

　　然而，《研究》显示的情况并不乐观，民办院校及独立学院整体科研实力薄弱，部分院校尚未起步，校际发展差异大，重文轻理……各种各样的困惑，成为前进中的阻滞。

　　成果产出率不高

　　只要中国知网能查到的、正式发表的论文就有奖励，最高奖励8万元，最低也有800元。

　　听到这样的奖励政策，旁人会作何感想呢？事实上，当一位年纪不满30岁的青年教师接过8万元奖励时，他的手都在颤抖。他不过是在环境科学领域国内最高权威刊物上发表了海南省的第一篇论文。

　　这一听起来略显“激进”的奖励措施，却是一些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现阶段“不得不”采取的激励措施。

　　报告显示，仅就论文发表数量而言，2012~2013年411所民办本科院校及独立学院署名第一机构发表的CSSCI论文、CSCD论文不到3000篇。“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每校发表的国内核心期刊论文还不到5篇。将近一半的高校在CSSCI论文、CSCD论文、SCI论文、部级及以上课题、发明专利等方面尚停在‘零状态’。”浙江树人大学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心主任汤建民说。

　　但并不是说，中国的学术论文产出高居世界第一，就可以取消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的科研要求。

　　事实上，“科研对于促进教学、参与社会服务的作用无可取代。更为关键的是，它关系着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由于科研的加入，民办院校、独立学院不再是技能培训班，所培养的人才不再是操作工。”浙江树人大学校长徐绪卿说。

　　然而，部分民办院校、独立学院还在为解决自身生存问题苦苦挣扎，自然无暇顾及教师的科研产出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

　　对于具备科研条件的民办院校、独立学院来说，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纵向课题相比，横向课题成为了它们更佳的选择。但是，“横向课题重在完成任务，对成果的要求并不高。横向课题要变为纵向课题，要形成独自的观点，或者为产业创造利税，在这一方面民办院校、独立学院仍缺少经验”。浙江树人大学科研处处长朱红缨说。

　　当然，这里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科研部办公室主任陈金飞指出了这类现象：部分教师做科研、发文章的动力大多来自评职称，评职称前论文、国家项目等成绩优异，等到评上正高职称后，科研产出很少甚至没有。

　　没有量谈不上质，如何实现科研成果量上的突破，仍待探索。

　　人才引进不易

　　人才是科研的第一要素。然而，许多民办院校、独立学院都会遭遇诸如此类的问题——教师结构两头大、中间小，大量单打独斗的情况存在。

　　三亚学院科研处处长朱沁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曾经有一名40多岁的博导想来该校任职，但因孩子尚小，海南的基础教育水平相对不高而放弃。尽管该校陆续招来不少博士，但是稳定性不足，个别人因学科上的观点相左，“想将他们拧在一起搞研究很困难”。而三亚固然能吸引到一些老教师前来，但是抱着养老之心而来的人，科研进取心并不强烈。

　　学科带头人的引进是个老大难问题。同样是引进学科带头人，中部地区某民办院校引进学科带头人的费用是80万元，但在东部地区，80万元只够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同等金额在购买力方面自然不能等量齐观。

　　如果有资金支持，“移植”一支成熟的科研团队，看起来是最迅速提高科研实力的方法。如中原地区一所民办院校，引进了若干科研人员，在没有学科、专业、研究生的情况下，多次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于他们不俗的表现，该校在排行榜上迅速上升。

　　但是，能够这样“大手笔”的民办院校、独立学院少之又少，而且“个别优异并不能与学校的整体科研实力强劲画等号，如果一味效仿，做科研难免有走偏之嫌”。西安外事学院科研处处长赵巍说。

　　人才易流失也是民办院校、独立学院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湖北某民办学院依托学科优势、用人政策曾一度吸引到100多个博士，之后人员陆续出走，剩下的仅40余名；后来通过营造科研氛围，让博士有项目做、看到出路，出走情况才得以遏制。而这一流失比例，在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的人才流失情况中实属正常。

　　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将是民办院校、独立学院长久面对的一道难题。

　　政策不平等

　　西安是我国高校密集的城市之一，院校的竞争压力相对其他省份更大。据西京学院科研处处长郭鹏江介绍，省级项目通常采用匿名评审制，材料邮寄送外审，返回后省纪检委当着申报院校的面拆包。与民办院校竞争的是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样的学校，“对民办院校没有丝毫照顾，申报难度可想而知”。

　　尽管《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规定民办院校、独立学院与公办院校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但“平等”背后的现实却是，一些省份的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申请不向独立学院开放，中级职称以上的评定仍由省人事厅组织专家组评审（公办院校开放了所有级别的职称评审），而这些问题都关系着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科研氛围和环境的建设。

　　更重要的是，科研是一项高投入、失败率较高的运作，没有国家拨款、政策倾斜，靠着出资人赞助或者学生学费支撑的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科研又能行之多远？

　　“可以说，体制机制灵活是民办院校、独立学院发展的唯一优势。”赵巍感慨地说，这一切迫使各家不得不去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科研之路。

　　然而，一些问题仍然在拖这些院校的后腿。陈金飞指出，独立学院建立之初，体制机制照搬母体高校。对于科研要求，在体制上希望教师们年年有项目、出成果，如此想要出高水平的成果比较难。由于主要经费来自于学费，同时还要为母体高校“输血”，一些独立学院的科研奖励、配套在资金上也较难落实。

　　路在何方

　　面对着种种困难，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科研路在何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国华认为，投资人是否“抱着刚交上来的学费，盘算着如何分钱”，母体学校是“把独立学院当作‘供血站’”还是“具有一定科研眼光”，成为决定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科研发展的关键。在国家尚未厘清民办院校、独立学院“办学资产归谁所有”这一问题之前，“为他人作嫁衣”仍是投资人最大的担心。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重提民办院校分类管理，区分营利性与非营
利性，明确资产归属。只有解决了这一瓶颈，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的科研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才能真正发挥体制机制的灵活性。

　　当然，呼唤投资人重视科研，民办院校、独立学院自身也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郭鹏江指出，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的科研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把注意力过多地投注于公办院校关注的高精尖课题上，而是要加强科研基本功的磨炼，重在培养教师队伍，“撰写基金申请、学术委员会组织讨论等是教师学习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比结果更有意思”。

　　针对现阶段暴露出“科研产出少”的问题，汤建民表示，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现阶段要制订一些鼓励科研的政策，其奖励幅度甚至可以比公办院校还要大一些。

　　蒋国华认为，随着学术水平的提升，教师会被赋予更多行政上的职务，使其无暇顾及科研，或是对科研失去动力，因此“要给有成就的科学家多多的钱，而不是高高的官”。另外，学校给予教师的奖励不要简单地体现为钱，还可以通过组建实验室、配备助手等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让学者产生被同行认可的荣誉感，把科研变成一种精神享受。”

　　至于如何解决人才流动的难题，朱沁夫表示，一方面要靠引进，另一方面要靠培养。培养本校人才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关键。因为送教师去境外高校深造的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其他科学家是怎么做科研的，这对于科研质与量的提升都有帮助。“人才流失不可避免，但是送出去100人，能够留住绝大部分就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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