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后面有很多含义,首先是制度供给。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企业在运行中面临很多成本,就不可能很好地发展,整个经济也不可能很好的发展。产权保护也是制度的一个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和产权也极其重要,这些都跟制度有关,不用赘述。
问题是,我们改善和引进制度的动力是什么?
制度不仅仅包含法律法规条文,还要包含具体的实施。中国法律法规是很先进的,如果进行国际排名也会很靠前,但执行过程当中却面临着很多问题。制定法律可以依赖至上而下的推动,但实施法律不能完全依赖于此,法律的实施远比制定要难得多。看看过去30几年的经验就会发现,至下而上的动力也非常重要。
我跟芝加哥大学两位教授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单看中国制度的质量,一些国际排名当中它的排名不高,但为什么我们还能保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呢?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我们想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在正式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时候,企业会觉得如果照章办事就会有很大的交易成本,得到的产权保护也不可信;但如果得到了中央或地方官员的关注,则产权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交易成本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很大的降低。
那么,官员向企业提供帮助的动力是什么呢?有人说是至上而下的考核,比如GDP考核,但我们认为是靠至下而上的因素,或者说是官员们内在的动力。这种内在动力的产生原因是官员期待从帮助企业当中得到收益,而我们不一定要只把它想成狭隘的经济收益。
有一部分官员因为认同某一产业而愿意为其引入大量资金,对产业或企业给予帮助来让其有所作为,进而获得实现梦想的成就感——他们的确想为地方做事。当然,也有另一部分官员因为GDP考核而向企业提供帮助。企业的税收也给地方政府或官员带来福利和各种可支配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用来为地方经济谋福利,为地方老百姓谋福利,但有时也用来为官员自己谋私利。各种各样的因素综合起来,我们认为,政府官员帮助企业得到了收益,这样的收益恰恰是制度的重要动力,这种动力不是来自于至上而下的考核,而主要来自于至下而上的动力。
我们把这样的制度叫做特惠制度,地方官员并不是帮助所有的企业,而是只针对一些特定的企业。有能力的官员们掌握很多资源,他们的动力是可以通过向特定企业提供帮助而实现获益。于是,这样的特惠制度必然只能照顾某一个小圈子,如果这个圈子过小,这个社会就没有活力。如果中国只有100家企业获得照顾,那另外的成千上万家企业的发展就会受限。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无法融入利益集团,则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发展深入。企业、地方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能力和动力,地方企业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选择加入某一个圈子以实现目的,我们认为,这就是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特惠模式。这样的特惠模式几乎没有局限,所以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正当性。为什么有的企业能成为特惠对象,另外一些企业却不能?这个选择的过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的正当性就会越来越低,企业对特惠制度的接受度也越来越低,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效率。官员选择重点企业的眼光准不准,要把谁拉到特惠的圈子里,又把谁排除在外?在经济发展初期,地方官员很清楚要扶持的行业是什么,但当经济发展现状越来越接近世界前沿,这种选择就越来越难。
第三个问题是生产者偏向,这些动力来自于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这是我们未来不得不克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特惠制度向普惠制度过渡,让所有人都享受到交易成本的降低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是,这个动力又来自于哪里?
刚才我们提到,特惠制度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官员从企业中获得的收益,但如果要变成普惠制度,受益面就会非常大,谁来提供这样的受益呢?这个动力在哪?我认为,至上而下的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至下而上的动因,比如简政放权。
世界银行根据一个指标给每个国家打了分,我国在188个经济体当中排名160多位,从04年到15年前进了23位,做了很多简政放权的工作。但是在企业层面,简政放权真的给企业带来了好处吗?很多新企业注册后有是否有具体业务,是否经营得很成功,答案是未知的。因为我们的简政放权是至上而下推动的,无法确定哪些方面的简政放权最重要,怎么样简政放权才能让企业真正获益。
我认为,即使是简政放权,即使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的积极支持,如果没有至下而上的动力,也不可能成功。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至下而上的动力是不可少的,问题是怎么去获得它。旧的动力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新的动力在哪,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做2049战略要为未来35年谋划,如果不去考虑未来3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制度引进的动力,是很难获得成功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白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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