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九思：怕并努力着

没有九思先生，华中科技大学的夏天温度至少高三度。

了解朱九思的人都知道，这说的是他在华中科大种树之事，也是他自认为一生办的“两件半”大事中的那“半”件。他的原话是：“我当校长时创造性的工作主要是两件半事情：一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二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很多人把理解这段话的重点放在“两件半”事情上，其实不然，这段话的重点应该是那个修饰词：创造性。朱九思别的词不用，不说“重要工作”“主要工作”，独独说这是“创造性”的工作，足以说明在他心里，“两件半”到底如何定位。

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方能理解朱九思所言不虚，甚至更有感慨：说“创造性”，那还是老爷子客气了，较真起来，说“石破天惊”都不为过。

比如“走综合化道路”。由于学苏联，经历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的中国大学，多半成为专一院校，要么专攻文、要么专攻理、要么专攻工……综合性大学近乎成为传说。华中科技大学原校名华中工学院，已经说明一切。但朱九思1979年去国外转了一圈，敏锐地意识到，要办成世界一流名校，综合性大学是大方向。他果断决策，突破历史禁锢，在华中科大建起文科和管理学科，独领工科大学综合性转型潮流。

如此创举，意义怎么估量都不为过。那次大调整，曾是多少高校心头永远的痛。清华大学原本文理并包，调整后不好再提，便用“以工科著称”修饰，此后为了修复文科传统，清华付出精力无算。建校百年时，清华说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还特意强调“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可见伤痛有多刻骨铭心。

朱九思更可贵的是，不仅眼光放得长远，而且工作环环相扣。要建学科就要有人才，论起挖人，朱九思绝对是一把好手。“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蹲了牛棚，朱九思便堵在牛棚门口，看见一位优秀教师出来，就邀请他去华科工作。改革开放后，有关部门要收回高校领导权，但又尚未完全落实，结果匀出了6年的“过渡”时间。朱九思抓住这个窗口期，引进了600多位教师，夯实了华中科大专业发展的根基。

这无疑是朱九思教育生涯的得意一笔。他自己也说，这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所谓超常规，一是手段超常规——“文革”时堵牛棚请“臭老九”，可不是什么人都干得了的；二是思路超常规——“过渡”期间，不老老实实等上级指示，而是抓住窗口期迅速行动。

这样的朱九思，既干得了细活，也谋得了大略，他若引不来人才，还有谁能？同为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对朱九思佩服至极，说他“有魄力、有远见，最先提出要把华工建成一所文理综合的大学，是‘文革’后在中国高教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他不仅在武汉、在湖北，甚至在中国高等教育界都是一座丰碑”。

话说回来，朱九思也是人，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华中科大是“文革”后我国第一所实行改革的大学，朱九思晚年时表示：“我怕不怕？我也怕，说不怕那是假话。但是，老怕也不行啊，责任在身，除非我辞职不干”。

所以教育家和一般人的区别在哪？他们有眼光，有魄力，有行动力。办学的方向一旦确定，就百折不挠，就千方百计要达到目标。他们怕自己犯错误，但他们更怕对不起学校，对不起师生，对不起“教育”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