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双一流”建设。国务院出台“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就是淡化身份、注重绩效，这被认为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去身份化。究竟如何看待大学的身份问题呢？ 

　　如果说个体和组织的社会身份是事实符号，那么它同时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种价值存在。作为一种价值存在的身份，显然不是被简单赋予的，而是需要个体和组织的争取与努力，从而产生身份的动态流动。身份的这种动态流动，也是个体和组织内在动力激发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一个特征，就是根据组织（大学）既有的身份，来确定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并给予相应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只按既有的身份来确定资源配置的方式，而这种身份往往又是相对固化的，没有竞争机制，缺乏动态流动。显然，这不利于激发高等教育发展的活力。 

　　我们究竟需要开启一种什么样的改革模式，才能革除过往的身份弊端，使其不仅成为构建高等教育秩序和结构的重要因素，且真正成为促进大学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呢？“双一流”制度设计言明的重要旨趣之一，即破除这种身份固化（破除固化的身份与去身份化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主要是如何实现动态身份的问题，后者则是去除身份）。但这又出现一个悖论，即“双一流”建设一方面要破除身份固化，另一方面却又被很多人认为“985工程、211工程等项目合并起来就是‘双一流’，都被纳入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虽要适当考虑过往政策的衔接因素，但更要有勇气断然向过去挥手告别。背上沉重历史包袱前行的改革，往往是难以成功的，甚至终将回到“新瓶装旧酒”的老路上去。这是除旧布新的改革本质使然，又是我国30多年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以破除身份固化为突破口，遵循现代大学发展的规律，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力度，以此，来推进“双一流”建设，才不失为明智之举。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双一流”建设就是要集中资源办好少数大学和学科，使其尽快成为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这就涉及对世界一流的认识问题，即在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中，除了研究型大学的一流外，其他层类大学是否也可获得一流身份。综观几个有影响力的国际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其制定要义之一就是淡化身份的等级意义，各层类皆有一流。尽管“双一流”建设主要定位于研究型的世界一流，但其结果样态也不必是一种正态分布，即只有少数大学及其学科的卓越，而多数大学和学科的平平。因此，实施以学科为重的“双一流”建设导向与策略，有助于突破正态分布的局限。 

　　大学身份判定与确认须重视大学精神与文化。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大学文化，“双一流”建设需确定大学的文化身份。当下一些大学把“双一流”建设简单化为一些数字指标的目标达成，不惜重金四处“挖人”。能创造数字指标的人才引进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适宜的文化氛围，当其他地方有更优越的条件时，这些人才可能随时离去，数字指标也随之而去。这种昙花一现的“一流”不是真正的一流。一所大学仅有某些数字指标的“一流”，只会是“失去灵魂的卓越”。数字指标必须有文化的承载与底蕴，才能不断提升数字指标的一流，并使得文化的一流与数字指标的一流统一起来，最终服务于国家、造福于人类，这也是衡量是否真正一流的终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