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乡土 扎不下的城市 接不上的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调查 

深圳富士康工厂里的打工女孩。（资料图片）

　　引子：从“后台”走向“前台”

　　2016年春节，27岁的刘乐成了家乡这个鲁东南小山村街头巷议的焦点，因为他开了一台崭新的大众小轿车回家过年。

　　“他哪里来的钱买车？！”10万块钱购车款，可不是个小数目。在乡民的眼里，一没文凭、二没技术，靠进城打工致富，绝对是低概率事件。对于外出务工的青年们在城市生活的种种，他们的父母和乡亲们一样，只能通过每年为数不多的见面，从他们的穿着、言语甚至行动中揣度一二。

　　然而对这些“进城”的人来说，城市才是他们的栖息地，而乡村只是一个每年春节回去的驿站。因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出生在城市，随进城务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父母回乡后又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继续在城市生活。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执着，远胜父辈。当90后农民工逐渐扛起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壁江山，这个在乡土与城市间不断穿梭流动的群体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在城市中生存、生长下去，是他们最大的念想。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从“后台”走向“前台”。

　　3月24日，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启动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旨在通过建立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农民工继续教育新模式，帮助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

　　这再次让舆论的目光，投向了以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人生

　　他们的心态也更复杂，对城市的疏离感引发的过客心理浓重。

　　全国总工会曾在2010年对全国25个城市1000家建立工会的企业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7.2%的新生代农民工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高出传统农民工18.2个百分点，获得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比例分别是传统农民工的1.6倍、2倍、2.3倍。

　　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教育年限更长。但62.5%的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比例仅为37.5%，并且这种局面在外出务工以后并无改观，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达61.1%。

　　虽然这次抽样调查距今已有5年多，但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状况并未产生根本性变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4亿人。其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不足24%，受过技能培训的仅有34.8%。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城市产业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新型产业需要大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新生代农民工如果不接受良好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来提高自身素质，将很难适应发展需求，也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在孙诚的研究视野中，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渴望接受正规的、完整的、系统的、长期的教育培训，自身经济能力、时间成本与教育支付能力则成为他们前进一步的现实困境。

　　虽然如今在乡亲们眼中十分“光鲜”，但在刘乐心中，其实与千千万万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样，有着难以为外人道的颠簸与苦楚。

　　高二时母亲因病去世，当时才18岁的刘乐便辍学进城打工。9年间，辗转临沂、日照、青岛、嘉兴、上海、济南等3省6市，做过水产加工、空调装配、仓库管理、服务员等6份工作。“当时，没技术，没文凭，也不知道能干什么。最长的干了两年，最短的干了两三天。”刘乐说。

　　2014年5月，靠着父亲资助的5000元学费，刘乐辞去刚干了一年的餐厅服务员工作，回老家学了3个月汽车驾驶，拿到了货车B证。回到济南后，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了一份驾驶员的工作。

　　虽然干了不到一年物流公司便倒闭了，但刘乐的城市生存之路却没有受阻。凭着开货车的技能，刘乐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往社区超市销售面包。他负责开车、送货，同事负责谈价格、接订单。

　　“收入还不错，年底凑钱买了这辆车。”尽管生活已经开始步入正轨，但出来打工这9年，刘乐依然觉得错过了很多，“如果刚辍学就去学技术，肯定比现在过得好，也不用走这些弯路了”。

　　2010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全国总工会的相关数据显示，短短几年时间，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

　　在毫无技术含量可言的流水线上打短工，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生存状态。相较于“生活”，他们更愿意用“生存”来定义他们在城市中的存在。因为，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在迷茫与焦虑中，在走一步看一步的节奏中，日渐消磨着青春。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更高，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对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大于农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孙诚分析说，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两基”攻坚的背景下，基本完成了义务教育，对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更为熟悉，使得他们身上呈现出与上一代农民工完全不同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内心更渴望公平，更期待融入城市；另一方面，

　　横亘在渴望与现实之间的那堵墙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曾公开表示，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民工将达到3亿人。当前需要加快步伐的是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为技工，有条件的成为技师，甚至高级技师。“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换挡期，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农民工如何从过去数量上的增加变为素质上的提升。”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已达1.6亿人，相当于欧洲劳动力的总和。其中，制造业70%以上从业者是农民工，建筑业80%以上从业者是农民工，一般服务业50%以上从业者是农民工。专家预测，如果2020年之前我国70%的农民工能通过培训转变为普通技工，那么我国将实现从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变。

　　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中职就业数据显示，从就业地域上看，超过70%的中职毕业生入学时为农村户籍，但毕业后超过90%的学生在城镇就业。这组数据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然而，现实中，系统、完整的职业教育对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刘乐辍学的2007年，职业教育刚刚在家乡兴起，但在“家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观望中，刘乐早已匆匆地踏上了外出务工的列车。2013年刚到济南时，他曾接到过一所知名技校的传单，也动过心思，想学淘宝营销，还去学校实地考察过两次，但每年1万元学费，最终让刘乐止步。

　　“学技术对就业肯定有好处，但刚辍学那会儿，根本不知道打工是怎么回事，学技术到底有什么用。真正就业了才发现这个要学、那个要学，但已经晚了。”刘乐说。

　　“职业技术培训是农民工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待遇的重要保证，但目前我国农民工培训投入明显偏低。职业培训的短缺直接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孙诚坦言，虽然根据《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农民工培训费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农民工收入低，本身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支付培训费，而用人单位也缺乏主动培训的意愿，使得农民工培训资金主要由政府支付，也导致政府投资不足且针对性不强，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和岗位需求。“即使参加相关培训，还会面临课程设计不合理、教学针对性不强、与工作实践相脱节等问题，难以找到职业培训与职业操作的最佳结合点。”孙诚说。

　　职业教育就业期待的高开低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有志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蒙上了一层阴霾。滕召祥是黑龙江一所高职院校应用电子专业二年级学生，他用“非常忧虑”来形容自己面对就业的心态。听说上一届一位成绩优异的学长，实习分配到深圳一家公司后干得并不如意，便更加泄气。

　　北京一所电子类高职院校公布的2015年度就业质量报告显示，虽然就业率达98.6%，但从就业满意度和预期工作时长上来看，9.5%的毕业生表示不满意、41.2%的毕业生表示一般，而满意的比例只占49.3%。在预期工作时长上，有接近20%的毕业生表示会在现单位工作1年以内，39.6%的表示1至3年，计划工作3年以上的比例仅为40.5%。

　　有研究者提出，西方的工人分类通常是与技能等级相一致的，普通劳工被称为“无技能”工人，机械操作工被称为“半技能工人”，技工被称为“有技能”工人，其所对应的教育需求，分别是不需要职业教育、短期职业培训和正规的学历性职业教育。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绝大多数人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半技能和有技能职业岗位工作，他们所对应的工人类型为半技能工人和有技能工人，因此所对应的职业教育主要是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性职业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孙诚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对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应该是一个催生剂，应本着以人为本的视角来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受教育需求。

　　谁来打开这扇门？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提供了一个数字——在2.7亿名农民工群体中，近七成为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虽然参与了工业化和城市建设，但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并在城市找到归宿，与城市户籍人口形成新的城市二元人口结构。

　　此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对媒体表示，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38%，之间的差异就是农民工人口。“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也就是说，每年约有1600万人口要变成市民。”蔡昉认为，这些农民工成为市民，就业时间可延长约20年，劳动力供给问题可以缓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还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消费贡献和内需贡献也将大幅度提高。

　　而现实中，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如何为新生代农民工实施补偿性职业教育，成为破解难题的核心要素。

　　27岁，在上海一家外资空调企业工作了7年的小朱，用一个字形容自己这几年的工作状态，就是“熬”。

　　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小朱属于接受过职业教育的“那一小撮人”。2008年从江苏老家的淮安电大毕业后，当时电子电工专业两个班20多名男生基本都被招进这家外资空调企业。“虽然有毕业证、电工证、计算机证，却被公司安排做螺丝固定工，跟专业一点关系也没有。”从最初的960元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到如今月收入3000多元，当上了一条生产线班长、管理29名员工的小朱似乎并未找到工作的快感，辞职的念头一直萦绕。“当时学得太浅了，也就到认识些电子元件的程度，根本无法靠这个谋生。”小朱说，当时一起来的20多个人，如今只剩下两三个了。

　　“农民工的职业周期很短，对他们的职业教育应该是多阶段多层次的，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和相应的职业进程培训、提升非常必要，但现阶段职业教育和目前中国的用工需求不相匹配，不能给他们提供扎实的实用技能。“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兴趣、职业选择可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在他们职业变迁的不同阶段，我们需要提供合适的、适应长远发展的技能培训。”

　　据国家开放大学校长杨志坚介绍，2014年，国家开放大学在全国600个学习中心启动实施“新型产业工人培养和发展助力计划”，开设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关专业45个，面向生产服务一线职工开展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并利用学分银行探索为新生代农民工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的路径。

　　“求学圆梦行动”项目负责人、国家开放大学理工教学部部长郭鸿说，该计划生源构成中，新生代农民工占60%，其中20至25岁占40%左右。“活动的初衷就是为农民工提供不离岗、不离场的学习机会，降低他们获取学历的难度。”

　　“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很小，技能短缺已成为制约其收入增加和职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农民工的技能提升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坦言，最让人担忧的是，企业和农民工对技能培训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因人员流动率高，企业认为对现有员工进行技能培训是赔本买卖，但一旦农民工技能水平停滞不前，他们将被以后的产业升级浪潮甩在身后。

　　郭鸿也在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主特别是中小企业主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很恐慌：“不培训都跑，培训了，有了技能，跑的不就更多了吗？！”

　　史晓鹤认为，应整合多方资源，正视农民工继续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在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在劳资双方关系中的竞争力。“职业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定位应锁定在开放、灵活，侧重技术、技能培训的终身学习体系，同时走向农村，建立新型农业工人职业教育体系，就地解决农民进城就业困难问题。”

　　尾声：要生存，更要生活

　　“前些天我爸还打电话让我回家，我坚决不同意，宁愿受苦受累，也不愿意回老家，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外漂泊9年，同样27岁的年华，“回家”两个字却从未出现在韩春的计划里。

　　“要生存，更要生活。”韩春想要的生活，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下班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不要大风大浪，只要稳定开心”。为了攒钱买婚房，如今韩春已很少出去吃饭，出门只坐公交车，话费也尽量少花，连过去最喜欢的游戏也戒掉了。

　　高企的房价、不稳定的收入、贫乏的社会关系，面对扎根城市的种种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该走还是该留？

　　“新生代农民工该留还是该走，我们很难为他们作判断和选择。”卢晖临认为，回乡对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无奈的选择，大多因为看不到现实中可以留在城市的希望。

　　他觉得，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的愿望，也是城镇化趋势所向，“市民化的基础是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但按目前情况看来，多数农民工的收入状况难以支撑城市生活。一旦他们买房，更要透支未来几十年，不稳定的生活状况，也会给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隐忧”。

　　在“求学圆梦行动”的实施方案中，“总体目标”被如此表述：“到2020年，在有学历提升需求且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中，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使每一位农民工都能得到相应的技术技能培训，能够通过学习免费开放课程提升自身素质与从业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只有接受继续教育、提高素质，才能实现思想观念、社会文化的转移，实现自身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孙诚建议，政府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投入，发挥政策制度优势，健全继续教育投入管理机制。同时，制定激励政策和完善保障措施，激发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形成农民工职业素养提升的教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