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儿子噹噹,但罗春艳和她的家人商量一致觉得,噹噹在成长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陪伴。
去年,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赶上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丁丁来到了这个世界。
同样感到幸福的还有来自江西的37岁“二孩爸爸”王涛,在政策调整的关口,他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宝宝。
“每一个翻身,每一次爬行都会给我带来惊喜,稍微有点变化我都能感觉到。”他说,“最动听的声音也莫过于小孩咿咿呀呀地喊出‘爸爸妈妈’。”
小弟弟的到来让王涛家中的“老大”也幸福不已。“这是我弟弟,我要保护他,你们不要欺负他。”家中“老大”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看着“老大”责任感逐渐得到增强,王涛欣慰不已。
不少中国二孩家庭表示,生育二孩给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更多欢乐和幸福感,弥补了独生子女家庭亲情的缺失。不过,在幸福的同时,这些的家庭却又不得不直面一些随之而来的烦恼。
“宝贝丁丁出生后,我和家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罗春艳说。最让罗春艳觉得头疼的是教育资源不足。对于罗春艳这种新一代中国父母而言,孩子不仅仅上得起学,更要“上好学”,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我现在住在广州番禺区的一个新建小区,附近社区的公立幼儿园早已没有了学位,我只能选择收费更加昂贵的私立幼儿园。”罗春艳说。
“噹噹现在学钢琴的费用每年在1万5左右,如果两个孩子都开始上学了以后,校内外学杂费加起来的教育开支每年将近10万元。”算完了这样一笔账,罗春艳并不轻松。
罗春艳在广州遇到的烦恼,也是中国其他城市二孩家庭遇到的烦恼。近期举行的上海两会上一份提案指出,“养大一个孩子在上海大概需要200万元”。
成本之余,时间和精力也成为困扰中国二孩家庭父母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家住福州的二孩妈妈陈女士而言,这个春节过得并不轻松。陈女士春节里就接到保姆跳槽的“噩耗”,从初六开始,她到处托中介、朋友物色“新任阿姨”,却大多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好不容易有消息,见面后又因为年龄等原因不甚满意。找不到合适的保姆,这让“家有二宝”的陈女士又累又愁。
陈女士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福州市,节后育儿保姆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不少二孩家庭甚至心急如焚、见人就雇。
广州市此前发布的一个关于二孩家庭的调查数据显示,高达86.5%的二孩家庭将“没人带”列作要二孩的最大困难。尽管生育假已经延长,但80%的受访者表示不够。为解决二孩带来的人手负担,部分妈妈不得不辞职回家,但愿意做全职妈妈的母亲比例,仅仅只有两成。
生育二孩不是一件小事,关乎一个家庭的决策。在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背景下,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却并不高涨。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655万,比2014年少了32万。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表示,过去三四十年间,国人的生育观大大改变,只生一个孩子被普遍接受,生两个孩子反倒被认为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当“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更多的反应是“不敢生”。
一方面是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另一方面是缺乏相关奖励机制。怎样降低目前相对较高的生育成本?在此前召开的中国各省市区地方两会上,均有代表委员提到针对“二孩”的补贴、奖励机制,包括增加生育津贴、延长产假等。可以预见,在下个月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也将就相关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展开讨论。
“全面二孩政策在各地陆续落地后,需要相关保障配套政策及时出台,加大医疗、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投入与建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教授陆杰华表示。
“在多数家庭无法做到夫妻双方有一方全职养育孩子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在公共空间设计中体现对这些父母的照顾和支持。”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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