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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突围的“工士”探索

发布时间:2015-04-26 09: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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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料中”的学位风波

　　不是每位毕业生都能获评“工士”。

　　今年湖北职院在56个专业中选取数控技术、临床医学等14个专业进行试点，1103名至少满足“三证四合格”标准的学生最终获得“工士”，占试点专业总人数的62.6%。所谓“三证四合格”，“三证”即在校期间获得执业资格证或技能资格证（中级）、英语等级证（三级）和计算机等级证；“四合格”是指思想道德素质合格、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合格、跟岗实习合格。

　　罗章告诉记者，毕业之前他们基本都在外面实习，十多天前才接到老师的通知，“说要给我们优秀的同学授予学位”。而一些老师也表示，他们也是学生临近毕业典礼才获悉，这一改革此前高度保密。

　　该校对外表示，所谓“工士学位”，是结合学校实际，借鉴了国外一些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学位制度中设立第四层次学位即副学士学位的做法，希望推进为将来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做准备。

　　风波骤起。6月22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学位的设立、授予和管理都是国家层面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独立进行。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向毕业生颁发的“工士”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并不代表我国学位序列中已经有了“工士”这一学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分别为学士、硕士、博士。

　　同日，湖北职院即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一份声明称，“我校对毕业生授予‘工士’证书的改革试验，未经国家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而是我校按照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精神做的一种尝试，是我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自主行为。”

　　该校还进一步解释称，“我校和行业、企业合作共同给优秀毕业生授予‘工士’证书，是为了鼓励学生更加自信地走进职场、迈入社会，是为了探索工学结合、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模式，是为了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关于“工士”的争议，引发教育界的广泛探讨，但各方观点褒贬不一。“有争议是正常的，意料之中。我们希冀在争议中能为国家职教改革提供个有益样本。”湖北职院一位领导对记者说。

　　探索源于身处“教育改革特区”

　　“吃螃蟹”，对湖北职院而言不是新鲜事。

　　校方认为，探索精神得益于其身处“教育改革特区”。2008年，教育部与湖北省宣布共建“武汉城市圈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主要包括探索教育管理新体制、统筹协调新机制、科学发展新模式，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使武汉城市圈率先在中部地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为全国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依据”。

　　具体到职业教育，目标是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办学模式。“为此设立试点学校，我们是两个试点之一。有这样的政策利好，我们就想在改革方面找一个突破口，做出表率。”教务处处长李佳圣介绍，国家对职业教育非常重视，2005年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倡导、今年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等，“都提到了职教体系的构建问题，要求达到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我们就想，作为一个试验区里的学校，我们应该做些探索。”

　　事实上，为职教颁发学位的呼声往年已有。2010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田玉科提出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增设“工士”学位的建议。他认为，设立“工士”学位可以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他还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论证高等职业教育实行学位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李佳圣说，近年国内职教专家对职业教育的学位问题颇有提及，也有一些理论成果，“很多专家给我们提了建议，看能不能搞一次试水，我们就决定搞个试点对这些理论成果做个检验”。

　　当然，更重要的改革动力是想提高职教地位。“客观事实是，职教在社会中地位不高。”李佳圣说。

　　据其介绍，老百姓普遍从观念上觉得孩子进高职低人一等，而“高职和大学之间亟需打通通道。对人才而言，技能型和学术型是不能分开的，终究要融合。是否可以让重点高校研究学术，而其他高校多研究技能，这样才能体现教育优化和多元发展。”

　　就在国务院今年发布的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记者留意到了这句话——

　　“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

　　一纸证书似难“扭转乾坤”

　　“中央很重视，行业离不开，社会看不起。”有人这样形容高职学生的窘境。

　　那一纸“工士”证书就能“扭转乾坤”？

　　从事职教工作40年的湖北职院前教务处长闵建杰认为，学位制度的引进，必然会对高职的招生产生一定的促进效果，因为会增强学生的自信和自我认同。职业教育一度遭歧视，因为文化成绩最差的才被录取到职业院校，无形之中让人感到职业院校成为“差生”集中地。学位制度的引进算是一种“纠偏”。

　　果真如此？

　　汽修专业毕业生汪其蒙对记者说，他回去领毕业证时，发现多了个“工士”学位，觉得很光荣，但是没想到拿它去找工作——他和多数同学一样，毕业前已经留在一家汽修企业从事“简单工作”，用人单位“不看文凭只看手艺”。不过，他下一步打算转型做销售等“较高端工种”，希望能“靠这个学位向单位证明我是优秀的”，“要是人家承认自然好，但要是人家不承认，那你也没办法”。

　　毕业生陈豹也拿到了这张证书。毕业前夕，他在宁波找到了一家从事汽车美容的企业，对他而言，这个“学位”更多珍藏于内心：“我们这个是最基础的服务业，单位不看什么学位的。这个证书对我的意义是自己高兴，爸妈也高兴。”

　　田斐然没能拿到证书，但他的态度是“不在意”。他在广州一家民营企业找到工作，靠的是“实习时表现优秀”。他坦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什么证书都无所谓，最终还是要做出业绩受人认可的。”

　　张志豪也没拿到证书，他告诉记者，自己并非学习差而没拿到，而是因为忙于实习没去考“汽车维修等级证书”。至于自卑与否，他说：“关键还是看心态。现在的工作和专业对口，所以做起来很不错。”

　　唯有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王爽，特地当了一回这本证书的“试金石”。

　　她在毕业前夕已成功考取“专升本”，秋季就要到武汉去读本科。但她很想知道自己拿到的“工士”证书在就业市场上是否有影响，便利用假期找份短期工作“试试看”。她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有挑战性的职位，对方问及她的优势时，她就介绍自己是学校毕业生中“优秀的那一拨”，因为有“工士”为证。对方对此毫不了解，但听了她的解释后挺感兴趣，最终录用了她。

　　一纸“工士”证书，是校方给予的肯定。而毕业生们更希冀的，当然是它可以转化为用人单位的肯定。

　　让学校和企业不再“一头热一头冷”

　　“不管是以前的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还是现在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都试图让职业教育和企业对接，但直到现在还是一头热一头冷：学校热，企业冷。”湖北职院一位教师透露，这次改革，还有一层没有摆在面上的原因，就是“通过改革引起大家对职教的重视”。

　　这位教师说，国家关于职教的一些政策，到地方上兑现受阻，这就需要在中观层面上对职教发展环境做出优化。而学校能做的，也就是自身改革。

　　实际上，“三证四合格”的毕业生认证标准，是湖北职院早在2008年就开始探索的。

　　“你看看这几年的高职录取线，湖北省今年180分，这是什么概念？几乎就是学生考试时全靠‘蒙’，选择题全选A或C，就能达到这个分数。且70%学校都是按建档线录取。这样一来，学校让考180分和360分的孩子在一起学习，最后拿一个毕业证，那我们的认证就出问题了，对学生不公平，对社会不负责。”李佳圣分析，“所以我们想到能不能在毕业证书之外再次认证，我们‘工士’学位也就是按这个思路来的，分数高的、学习积极性高的再来一个认证，对他们是个褒扬，也向用人单位表明，这是我们的‘好学生’。”

　　该校数控机床领头人胡翔云老师介绍，去年进入学校的孩子是首批“95后”，他们个性更突出，教学与管理上对学校提出更大挑战。“工士”学位的授予还规定每位学生总共不得挂科超2次，单此一项便大大激发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这一制度设计让身处一线的老师省心不少——制度规定比老师说教更加有效。

　　他说，从他一线教学中发现，现在学生中“四分之一主动学；二分之一像挤牙膏，挤才学；还有四分之一，挤都不学。而那部分好学生，应该被区分出来”。

　　“某种程度上，社会认为高职学校是差生学校也没说错。我们只有以努力和成绩回应社会。”李佳圣说，该校2013年开始推行双学分制：素质教育学分制、综合积累学分制。“设立素质教育学分制是因为我们去企业调研，发现一些高职毕业生从企业底层开始不甘心，不稳定，还有一些留下来一段时间之后技术方面表现不错，企业想提拔，但综合素质不够。这个责任在学校。”

　　也就是说，素质教育一直是块短板的职校，也不再唯技术论了。

　　争议中前行的探索

　　记者调查发现，职业院校自授“学位”的做法远不止湖北职院一家。

　　2008年，安徽休宁县德胜鲁班木工学校举行学位证书颁发仪式，49位学生获“匠士”学位。“匠士”基本标准是：能够独立制作出合格的八仙桌和太师椅。

　　类似的还有，2011年，厦门华厦职业学院举行了2011届毕业典礼暨“专业副学士”称号授予仪式。这所学校强调，“专业副学士”意在借鉴国际先进做法，激发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取得该称号，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为其日后学历提升提供接口；或在职场就业中，为其添加砝码，提高就业竞争机会。

　　这个说法和“工士”提出者李梦卿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湖北职院率先为高职学生颁发学位，不仅可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添其对职教专业的成就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更是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有益探索。

　　随着本科类院校的扩招，大学生就业市场日趋供大于求，这一背景下的高职改革更加引人注目。

　　这几年，就业市场出现明显的“倒挂”现象：培养高级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不断攀升，甚至有些待遇不亚于本科生，但尴尬的现实是，即便就业率攀升，高职报考生源却仍下滑，社会对于高职生质量提升的呼声空前提升。

　　6月25日，在武汉举办的2014年度首场高职院校招生咨询会，场面十分冷清。包括湖北职院在内的多数院校称，今年遭遇“最难招生年”，填报志愿的考生人数或跌至史上最低。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职业教育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不能自主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地位低，办学缺乏特色，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自然难以提高。“中国近年来在发展职业教育时，一直提到要建立‘立交桥’，但学生的流通渠道并没有真正建立。授予‘工士’学位即副学士学位，是有价值的探索。”

　　但如何探索，大有讲究。熊丙奇的观点恰恰是：授予“副学士”学位不宜再纳入国家授予文凭体系；　应从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出发，鼓励职业学院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学位的含金量由社会专业机构认证。

　　“学位是国家颁发，我们为了避嫌，还把学士服上的帽穗改为银色——希望高职院校为社会培养‘银领’。”李佳圣说，他坚信“工士学位证书”会对学生和用人单位都起到效果。尽管，眼下还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