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方案,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国内外舆论都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也有人提出教育是慢工出细活,不可操之过急;还有人担心会造成一哄而上,影响“双一流”建设的成效。 说实话,笔者也曾有过同样的担心。但仔细品味了近日两则有关“顺序”的新闻,却有了新的认识。 其一是斯坦福大学日裔教授弗朗西斯·福山11月4日在清华大学的主题讲演。福山曾在1989年称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近年却对其理论做了大幅度调整,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福山认为,在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中,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 其二是北京大学教授饶毅11月5日提出的“饶毅假设”。饶毅认为,美国当下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为此他提出“饶毅假设”——如果中国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和科技的顺序颠倒过来,让科技原创为主导、金融为辅,也许可以走出新的道路,甚至是可以超过美国的一条道路。 在笔者看来,这两则新闻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头。中国大学近年来的发展,也印证了这样的事实。 近20年来中国大学的进步是神速的。上个世纪末期中国政府决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相继实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中国研究型大学与国外研究型大学的差距迅速缩小。据有关统计,“211工程”实施前10年,中美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总经费、纵向科研经费之比,已由1995年的1:23.4和1:34分别缩小到2005年的1:3.6和1:6.2,SCI论文发表和被引频次之比,由1995年的1:15.1和1:51.7分别缩小到2005年的1:3.6和1:6.2。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少数大学和学科经过这些发展,已经步入或者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行列。在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上,北大清华都进入了全球50强,分别位列42和47名;在英国QS教育集团2015年最新“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上,中国大陆有58所大学入选全球顶尖学科前400名,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157所大学入选。其中有7所大学的50个学科进入全球前50名。 中国建设“双一流”的一大法宝,是近20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其背后无疑就是福山所说的“强政府”。因为有了“211”和“985工程”,中国高水平大学获得了持续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集拢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和设备,从而能够在某些学科领域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这些成功的经验,也是2016年开始实施的“双一流”建设的根本保证。 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模式,不仅在现实中取得了成功,也得到了国际范围内的认同和效仿。如韩国1999年开始实施的“BK21工程”,日本2002年实施的“21世纪COE计划”,德国2005年实施的“卓越计划”,俄罗斯2006年实施的“联邦创新型大学计划”等。就在今年夏天,日本也提出了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力争有10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百强榜。 “双一流”建设的另一大法宝,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中国,为大学师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这在“双一流”方案里也有明确的阐述。杨振宁先生日前在总结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时,就特别提到西南联大恰巧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当时的学生恰好碰到了新中国开始建设和台湾需要经济起飞的时代。 如此看来,“双一流”于中国似乎已是囊中取物了。当然不会这么简单,特别是以往中国大学在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所借鉴的主要是美国模式,一方面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会传染上“美国病”。在贯彻落实“双一流”方案的过程中,我们能否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饶毅假设”给了我们无限遐想。 无论如何,笔者相信对今天中国大学来说,或许正处在杨振宁先生所说的“关键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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