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让人看到了中国科学的进步，引来一片叫好声，但同时激发了许多人的思考和追问。

　　为什么会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

　　有人发现，这位诺奖得主居然是一位“三无科学家 ”：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于是，网上出现了诸如此类的质疑：一千多名两院院士，为什么就没有人能够得到诺贝尔奖？中国院士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是不是存在严重缺陷？到底还有多少像屠呦呦这样优秀的科学家，被中国的人才评价体系所埋没？

　　蒲公英评论作者胡欣红在文章《让学术回归学术是屠呦呦获奖之争的最大意义》中分析道，屠呦呦落选院士也的确映射了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些痼疾。谨以院士评选而言，就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评选机制的僵化现象，过分看重论文便是其突出表现，连一篇SCI文章都没有的屠呦呦自然显得“不够格”；二是功利化色彩太浓厚，导致评选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教授便直言院士制度不是荣誉制度而是利益制度。正因为院士制度和太多的利益挂钩，“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的“三无教授”又怎能不败走麦城呢？

　　中国教育报刊发余建斌的文章指出，别拿屠呦呦的身份透视整个学术界，屠呦呦只是个例——第二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可能不会“三无”，但也很难说一定就是院士。但“三无”之于屠呦呦因为诺奖而再次放大后，倒是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是让科学回归科学，让热爱科学的人更容易碰触到科学的进口……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更灵活、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更加至关重要。

　　为何诺奖颁给屠呦呦个人而非集体？

　　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明确表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但还是有人不解：既然青蒿素的发现是一个集体合作的项目，为何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奖，而在屠呦呦之后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罗泽渊、魏振兴、李国桥、周维善、李英等多名科学家。

　　中国教育报刊发评论文章《国家实力取决于有创见的“第一人”》指出，科技评奖当然关注效果，因为科学的使命就是改进人类生存状况，没有效果，奖励什么？但科技评奖又不仅仅关注效果。效果是前提，谁第一个找到这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才是评奖的聚焦点。科技界从来不抹杀科学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贡献，所以有“站在巨人肩上”的说法，但更重视第一人的作用也是实情。这不是评奖委员会诸公的个人偏好，而是科学发现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现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无”意味着没有方向，实现从无到有，首要突破的就是“有”，正确的方向是成功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发现方向者就是1，没有后来者持续努力，1可能永远只是1。相对这个1，后来者如同无数个0，他们能成十倍、百倍地使1增值，但没有这个1，所有后来者只是0，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可能徒劳……把这个道理用到教育上来，中国要成为科技强国，教育必须关注这个1的培养。

　　为什么当下科研经费的投入、条件的改善与获得的成果看上去不相匹配？

　　还有一些网友质疑，此次屠呦呦获诺奖的科研成果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相比而言，当前的科研经费投入越来越多，科研条件也越来越好，为什么值得称道的发明创造反而少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不能得出条件越差越能获得一流成果的结论。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众多案例看，关键在于不能把获得成就作为改善条件的前提，如果这样，就会迫使那些追求发现的人变成追求利益的人，不应让从事科研的人为改善条件而将过多精力用于报项目、评优、评奖等他们不擅长的事情上，而应想方设法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潜心做研究，静心原创，规避浮躁。

　　造成科研成果与经费投入不匹配，研究人员不能静心做研究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资源、评价标准掌控在非专业人员手里，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现有的科研管理和评价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实现优质研究资源、优越研究条件和优秀研究人员的自主选择和最佳组合，让扎实做事的人真正受益，用专业的第三方评价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这本身也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教育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本土科学家首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否意味着教育“原本就很好”？

　　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舆论关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离我们有多远”之类的探讨数不胜数，有人为此质疑并批评中国教育。而在屠呦呦获奖后，“中国教育原本就很好”的声音又出现了。

　　储朝晖表示，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过于简单，一个有十多亿人口国家的教育是个极为复杂的巨大系统，不会因一个人得奖就改变了。如果它有缺点和问题，也不会因一个人得奖就消除了。再说，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教育仅是影响得奖的一种基础性因素，甚至算不上主要因素。能否获得诺奖不完全由教育决定，但没有教育是断然不可能的。

　　蒲公英评论作者白毅鹏认为，面对诺奖得主的“历史”，我们要心平气和：一方面，诺奖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诺奖得主身上的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概括性，可以适当汲取养分，为己所用。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诺奖的“稀有性”，成功是不能被复制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些希冀归纳出教育成功模式，推而广之的做法，未免是牵强附会，异想天开。过度解读诺奖得主的教育经验，只会掉入经验的彀中，误入歧路。

　　结语

　　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于促进中国科技发展回归本真、增强自信心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反思科研评价机制和教育改革提供了契机。只有完善激励创新的机制，为科研提供更好的条件，创造更好的环境，才会有更多的“屠呦呦”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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