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是日本对华实施细菌战的部队代号，是令中国人毛骨悚然的一支秘密部队。他们的细菌战违反了国际法，但凶手却逃过了中国的审判，受害者至今也无法获得公道。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黑龙江社科院王希亮研究员等人编纂的目前最全面的细菌战资料，拨开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细菌人体试验及细菌战的迷雾。

王希亮研究员接受了凤凰网大学问的独家专访。另外，就国际法问题，凤凰大学问采访了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马呈元教授。采访及整理：王德民。

凤凰大学问：日本对中国的细菌战最关键的证据是什么？比如常德、宁波地区的鼠疫是否可以肯定是日军的攻击？

王希亮：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我认为至少从四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第一，发生造成大量中国人死亡的鼠疫时，中国政府卫生管理人员，以及外国专家的鉴定得出了这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结论。1941年11月到1942年1月，湖南常德开始流行鼠疫，1942年3月后又发生第二次流行。在鼠疫流行之前，日军飞机向这一地区投撒了谷物等异物。在之前1940年10月上旬的衢州和下旬的宁波都发生了鼠疫流行，而且在发生之前都有日军飞机投下异物的事实。常德地区的美国教会医院广德医院是该地区唯一具有住院治疗设备和100张床位的医院，从初发患者到死后的解剖检查都是在该医院进行，医师谭学华和检验师汪正宇经过了涂抹标本检查、培养检查、动物实验、临床诊断和尸体解剖的细菌检查，不得不推断是鼠疫菌。

另外，从陈文贵报告书和鲍里查报告书也可以得到证实。陈文贵是受联合国卫生部邀请赴印度哈弗肯研究所研究鼠疫的细菌学者。他的根据有三点：第一，日本飞机投下谷物类之前，常德不属鼠疫污染区。第二，常德流行的鼠疫又不可能是受临近地区污染流传所致，因为距离常德最近的鼠疫污染区衢县距离常德2000公里(实际600公里)。第三，常德发生鼠疫的地域，正是飞机投下谷物的周边区域。而鲍里查则是研究鼠疫的第一人，1921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的WHO医院工作，鼠疫发生时他是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外籍专家。作为世界级权威，他的报告认定了常德流行的鼠疫中“投下物的存在”和“患者的出现”的因果关系，并在时间和空间上予以论证，结论是鼠疫流行的原因是投下物中带有感染鼠疫的跳蚤，发生鼠疫是感染了鼠疫的跳蚤直接叮咬人所致。同时在常德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印度老鼠跳蚤也不多见，所以流行的鼠疫不可能与当地老鼠有关联，据此他认为，毫无疑义，常德流行的鼠疫与日机的攻击相关。

第二，《井本日志》有详细的记载。对常德的攻击，《井本日志》做了极详细的记载：11月4日早，飞机在洞庭湖丢下，粟36公斤。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流行（日军飞机一架在常德附近散播，接触者严重中毒）。“11月20日前后鼠疫猛烈流行，各战区搜集卫生资料。”判定“只要命中，发病确实”。日军对鼠疫的效果十分重视，对实施鼠疫菌攻击作战充满自信。

第三，日本学者中村在法庭上的证言。2000年12月8日，东京医科大学教授、细菌学专家、医学博士中村明子在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法庭上，从细菌学的角度，以科学的论断方法，肯定了中国和国际当局在事件发生后的诊断方法及其结论。中村认为：“细菌战最大的残暴性，也许就是造成区域社会的崩溃。”

第四，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书里承认了这些事实。东京地方法院就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一审判决书里写到：“经本法院研究本案的各个证据，至少有下列事实可以认定。”(一)731部队的主要目的是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制造，这些均在平房(哈尔滨郊外)本部进行。另外还把中国各地从事抗日活动的人送到731部队。该部队对这些人进行了各种人体试验。在中国各地也设有类似的部队，其中骨干部队有设在南京的华中防疫给水部（又称荣字1644部队或1644部队）。

（二）从1940年到1942年，731部队和1644部队等，在中国各地进行了细菌武器的实战(细菌战)。其中列举了在浙江衢县、义务、东阳、崇山村、塔下洲、宁波和湖南常德等地的细菌战详情，其中常德、宁波都是由日军投下的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叮咬人引发鼠疫流行，宁波鼠疫流行造成有名字记录的109人死亡，而常德发生了第一次鼠疫流行之后，又爆发了二次流行，常德城区的鼠疫传播到农村，波及人口和范围很广，常德的鼠疫患者死亡人数达7643人。

凤凰大学问：日本“战犯”为细菌研究的借口是为了“防御细菌战的袭击”，那么书中提到的关东军上牧中佐关于细菌战的演讲，强调了攻击甚至平时的使用，这可否作为日军真实目的的强有力证据？

王希亮：可以作为证据之一。这次演讲是在1942年3月6日，除了说明战时和平时都可以用，还评价了细菌攻击具有持续流行传染，人眼看不到、又不注意的特点，可以放手使用。他还说明了攻击的方法，特别是关于从空中散播感染鼠疫跳蚤的方法，与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方法相同。

凤凰大学问：《井本日志》的真实性和权威价值如何？

王希亮：该日志不能视同私人日志，而是日军大本营的作战日志，见《选编》中吉见义明在法庭的证言。吉见义明分析，日志作者井本熊男1939年-1940年担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部第一课(作战课)参谋负责细菌战实施。之后转任参谋本部作战课，仍负责细菌战，实施细菌战必须有参谋总长的指示（也就是“大陆指”），而起草大陆指是井本的职责。所以他应该有关于细菌战的重要情报，而且在日志上有他亲手题写的“业务日志”字样。该日志可信度极高，属于第一手资料。里面详细记载了各种细菌战的隐秘代号，以及对宁波、衢县实施细菌战的具体情况。

凤凰大学问：日本政府对细菌战是否有官方公开的相关资料？

王希亮：没有公开出具过相关资料，甚至一再否认。

凤凰大学问：中国政府当时为什么没有审判这些细菌战的战犯？苏联的审判为什么没有造成足够的世界影响，以至于我们都很少了解这段历史？

王希亮：南京、沈阳及太原等中国审判中，没有抓获日本的细菌战犯，可能是最大原因。苏联的伯力审判因当时冷战态势，美国的阻拦，西方世界不予宣传（参考《选编》中近藤的证言）。

凤凰大学问：《费尔报告》说明美国跟日本细菌“战犯”之间具有以情报资料换取免除审判的交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评价？

王希亮：这体现出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一主义，以及冷战、美苏对峙态势的形成。1947年4月，第三任调查官、化学战部队的费尔博士讯问了731部队的长官石井及其他干部，并确定了将人体试验和细菌战实战的资料交给美方，可以使他们免于起诉。其中有段文字是记载石井的话：“我作为细菌战专家，希望能得到美国的重用……我可以献上积20年的经验和研究的成果……什么样的病原菌适用，我可以写出几册书来。”在费尔调查期间，麦克阿瑟向国防部进言：“禁止报道日本细菌战的情报，这些资料不能作为‘战犯’的证据出示。”

华盛顿政府认为，“如果对反人道的战争犯罪免于追究，将来恐怕会有给美国带来重大困惑的危险。”但细菌战人体试验和实战的情报，“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具有非常高的重要性”，最终经过衡量，美方拒绝了(他国)对细菌战部队干部讯问的要求，掩护他们逃过了东京审判。经过商议，美苏共同讯问石井，但相关资料至今没有发现。

凤凰大学问：东京地方法院就侵华日军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一审判决里对事实认定部分的说明，是否意味着日本方面对违反国际法进行细菌战的承认？

王希亮：法庭承认事实和违反国际法不等于政府承认，日本政府的答辩中没有一句话承认细菌战罪行，通篇是拒绝赔偿的内容。关于此点应特别注意。

上述涉及到国际法问题，为此，凤凰大学问专访了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顾问、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马呈元教授。

凤凰大学问：当时日本对华进行细菌战是否违反了国际法？

马呈元：是的。1925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日本是签署国。

凤凰大学问：那么中国当时有没有对细菌战“战犯”的司法管辖权？苏联和美国是否应该将这些人移交中国？

马呈元：细菌战发生在中国，中国是罪行发生地国，理当拥有管辖权。但是当时中国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些细菌战的“战犯”有的落入苏联之手，有的落入美国之手，中国如果提出请求的话，他们应该会移交中国，就像1950年以后，苏联移交战犯给中国一样，但中国没有提出请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因为承认台湾国民政府，与大陆未建交，自然不会移交战犯给大陆。

凤凰大学问：那么中国细菌战的受害者有没有权利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呢？

马呈元：国家及其政府应该承担国际法责任，但是仅对其他国家及其政府负责。中国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已经放弃了追究日本政府责任和索赔的权利。1952年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日华条约”，放弃了这项权利。1970年代大陆与日本建交，也明确放弃了这一权利。所以，包括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一再碰壁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日本法院是承认这些犯罪事实，也承认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因为国家政府承诺放弃了索赔权利，那么自然不会进行赔偿。

目前所谓的民间赔偿，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国家放弃索赔的权利，是代表军人、公务员等国家公职人员放弃了索赔，但日军当年杀害了大批的中国平民，平民可以发起个人对日本政府的民间索赔。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国际法学上的一种说法，但是依据不足。国际法认可政府的承诺既代表公职人员也代表平民。

尽管也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个案，政府向外国平民赔偿，那是基于特殊的理由，但更多的案例是支持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最新的案例是2012年意大利与德国之间的国际官司。1943年意大利向盟国投降后，德军侵害了意大利占领区人民的财产。2008年，意大利的受害者向本国法院起诉德国政府，意大利法院判决受害者胜诉，并扣押了德国政府在意大利的部分财产。同年底，德国政府向海牙国际法院起诉意大利，结果2012年海牙国际法院判决意大利败诉，再次说明国家豁免原则是国际法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