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堂哲学公开课》第二章“真正的幸福”介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致力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该怎样生活？”他的答案是：“寻求幸福”。这篇文字从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一燕不复成夏”谈起，以通俗形象的语言向我们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幸福不是短暂的、片刻的，也不是一个人的，就如一只飞燕无法证明夏天来了一样。正真的夏天“必须有不止一只燕子飞来，必须不止一个热天，才能表明夏天已至；同理，少数几个快乐的瞬间加在一起，也不能构成真正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并不仅仅是你感觉怎么样。幸福的人总是能决定自己做什么事、做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在什么文件什么人的要求下去做人、做事。尽管影响人类的幸福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甚至还包括我们并不知道的因素，但是“人类的最佳生活就是运用人类理性的力量”，“思考和证明自己应当做什么”，并用自己的力量寻找“一种最适于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实的情形是，我们总是习惯于用片刻的欢愉证明人们的自愿与快乐，进而证明那些举止与场景的正确性，而无视其逻辑的荒谬与无聊。我曾经询问过一群支教志愿者，他们这些志愿者来参与支教活动，有没有收到哪级组织的红头文件？他们的回答是，根据红头文件要求参与支教的就不是志愿者了。志愿者也叫义工，联合国将其定义为“不以利益、金钱、扬名为目的，而是为了近邻乃至世界进行贡献活动者”，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奉献个人的时间及精神的人。应红头文件要求出来的，很难说是“志愿”的，也很难证明是幸福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你是否幸福，部分地取决于好运气”。红头文件要求的志愿者或许是幸运之神降临到他们头上了，他们的片刻欢愉也就这样到来了。

　　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政治动物。我们必须能和其他人共同生活，我们需要一种法律制度，以应对人性的阴暗。Eudaimonia（幸福）唯有与社会生活相结合，我们才能找到它。我们生活在一起，必须在良好的政治制度下与周围的人良好互动，才能找到我们的幸福。”“你关心的其他人的遭遇也能影响你的幸福”。就教育而言，今天所缺失的或许不只是制度，迫切需要解决的恐怕还是如何使现有的教育法规落到实处，并在实践中不断健全与完善它们。我们的麻烦还在于习惯了别人的恭维，习惯了抱团取暖，容不得质疑和异见。

　　阿兰·图海纳在《我们能否共同生存？》中说：“我们只有失去我们的认同才能共同生存，反之，若回头走社群的老路，则又会因此而要求社会是同质的、纯洁的和统一的；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不仅不能沟通，而且还会在敬拜不同的神灵的人之间引发战争，结果，非但各自硬要保持彼此陌生的或相互冲突的传统，有时候甚至把自己看得不仅生来就与他人不同，而且优于他人。”或许什么时候，我们舍得失去自己的认同了，不在祈求抱团取暖了，不再去找同一尺码的人了，我们所期待的真正的幸福才有可能来临，我们也才有可能共同生存下去。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谈及朱利安?费利克斯的《海流》一书时向我们做过这样的描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游弋，想寻找到在一场风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值勤兵忽然发现了有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只满载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是在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幻觉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而不去寻找这类作为可能带来的真正的影响。

　　许多时候，我们还习惯于用某个领袖、名流也参与其间来证明那些举措与活动的正确。就如奈杰尔·沃伯顿在这一章后半篇所言“亚里士多德的卓越才华也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副作用”由于“他的智慧超群，他的研究非常深入透彻，许多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相信他的一切见解都是正确的”，类似这样的“权威确定真理”在许多名人身上或多或少有点存在，比如总是讨厌他者的提问，总是试提问违反问，或者习惯于因自己参与其间了而失去理性的思考与判断。

　　所以奈杰尔·沃伯顿在本章的最后强调“依赖他人的权威，完全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也违背了哲学的精神”，“唯有依靠争论，依靠可能犯的错误，依靠挑战各种观点，依靠穷究各种选择，哲学才能繁荣”，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