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昕：目前我国市场对高级技工供需调节失灵

　 《2015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近年来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情况都有所突破。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少职业技能工作者却找不到职业荣誉感，高级技能型人才长期存在缺口。职业技能教育如何满足市场对高级技工的需求？人才如何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发挥优势？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昕。

　　笼统地看待技能工人已经不合时宜了

　　中国青年报：技能人才普遍对自己的职业荣誉感认知不高，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刘昕：首先有传统观念的原因。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体力劳动者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干技术的工人常常被划归为体力劳动者。当人们习惯于把技术技能工作者也叫做工人，身份问题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和干部的界限明确，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各种待遇明显更差，社会地位更低。尽管现在这个划分已经没有了，但大家印象中还是觉得做管理的人一定比当工人的体面、赚得多。因为我们的计划经济强化了体力劳动的伪定义——“受人指挥，保障差，职业素质低，发展前途差”等这样几种概念。

　　实际上很多技术工人是依靠脑力、知识、技术在工作的。现在技术工人的含义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正是因为很多机器在替代工人，对于留下的工人的素质要求才越来越高，不能被机器替代的工人反而能成为收入更高的一个群体。

　　第二个原因来自现实收入方面。技能工人薪资结构有待调整，目前社会没有给真正有能力的技术工人支付足够高的工资。所以，社会观念也进步缓慢。之前，商人个体户也常常被“看不起”，但是后来个体户赚的钱多起来之后，人们自然而然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

　　当然，工资高低从来都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原因决定的。从供给角度看，进入到技工这个阶层的人的素质还不够高，成绩不好升学受限的学生才会选择做技工，所以他们接受的教育有限，供给质量低，人力资本存量不够；从需求角度来说，企业认识不够。有媒体曾报道，浙江一家企业购买了昂贵的新设备，整个工厂中能够维护整套设备运行的只有一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但他却被老板按照一般工人岗位对待，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很多企业老板存在误区，认为工人就不能得到高收入，忽略技能也有高低区分。

　　所以，像过去一样笼统地看待技能工人已经不合时宜了。日本很多汽车生产线上的技术工人都是大学毕业。社会和企业应该纠正过去的老观念，意识到技术工人的价值可能会高于单纯坐办公室的一些简单事务性白领工作，应该挣得更多。

　　其实，从未来看，随着核心技术工人供给缺乏的逐渐凸显，他们的待遇一定会随着市场的调节越来越高，但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在提高职业技术工人的培养质量和工资待遇上，社会、政府、企业需要做的更多。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我国制造业缺乏“匠人精神”，您怎么看？

　　刘昕：如果工业发展要走高精尖的道路，没有这样一批匠人，你的制造业一定会被抛弃。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业设计没有问题，但是制造过程有问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飞机制造为何不能进步，因为即使有了完善的设计，我们的工人没有能力按照设计生产和组装材料，即使组装完成了，也没有人敢坐。这些问题都是“匠人精神”缺乏的体现。

　　“匠人精神”还包括注重质量和精细化。如果生产的过程不够严谨，连最基本的涉及生命安全的细节都注意不到，谈何“匠人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高精尖的技术产品是不可能有所进步的。另外，技术的研发与投入使用是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共同经历的，并不是技术人员单纯在电脑中设计好图纸就能变成产品，生产过程中往往还需要生产人员依据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调整甚至修补。匠人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些过程中，而这也是我们的制造业所缺乏的。

　　从宏观层面来讲，很多人存在做事马虎一晃而过的习惯，没有形成精细化思维。教育体系中“假大空”的东西多，实用技能、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学到。宏观的计划性政策对了，但是市场的调节具体到微观企业发展、人才待遇上，很难保持一致性。

　　国家应该更重视高级技能人才的培养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当前的职业技能教育环境和工厂难以培养出适应生产需要的真正高技能人才？

　　刘昕：第一，用人单位缺乏培养的动力。过去我们计划经济体制的工厂里实行终身就业制，企业会从青年工人当中通过实践和比赛找出有发展前途的人重点培养，比如送他们去上职工大学后再回来工作。“师傅带徒弟”这一培养的过程非常长。而现在员工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所以企业缺乏长期投入的动力，谁都想直接用，但是不付培训的费用。

　　第二，如果劳动者自己意识到提高技能确实可以增加收入，对未来有清晰的预期，一些劳动者自己投资去学技术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信号很不清晰，大家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尤其未来收入没有概念，所以不会选择学习技能。现在很多是学习成绩不好或者家庭条件很差没有经济能力上大学的人才会学习职业技能，在应对一些高科技知识指导下的技术使用能力有所不及。然而对比过去，虽然很多技能工人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仍不乏心灵手巧踏实肯干的人才。

　　第三，当下社会整体浮躁，年轻人如果花十几年的时间去成为一个高级技工，那这段时间他依靠什么生活？现在随着互联网和信息传播的发展，一夜暴富的发财梦使得人们心情很浮躁，很难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主动提高自己的技能。

　　中国青年报：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高级技工短缺是否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刘昕：我有这样一个担忧，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结果很容易变成高端制造业因高技能人才短缺而赶不上德国、日本、美国，低端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不如菲律宾、越南、非洲，最后就会被全世界抛弃。所以，我认为国家应该更重视高级技能人才的培养。现在总是提倡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卖的不是空气，最后销售的是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从国家战略上来讲，工业4.0时代还是要有人的生产作为支撑。

　　据我了解，当年韩国产业机构升级的过程中，技工学校对人才的培养达到一个超常规的新强度，周末老师都住在学校指导学生，学生则玩命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能学到基本技能，为工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目前我国工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是农民工，知识水平、训练能力和稳定性很差，并非经过工业化时代洗礼形成的产业工人。在大多数工厂里，工人没有发展前途。

　　目前我国市场对高级技工供需调节是失灵的。国家应该认真研究，对市场进行一些方向的引导。要让社会意识到对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形成号召力非常重要。国家应该加强就业市场相关信息的发布，引导更多人及时进入高技能生产领域。再就是加大战略扶持的力度，将针对各类短缺的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计划嵌入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的进程中。有针对性地在重要行业中对有发展前景的技工领域进行扶持和鼓励，包括办学上的优惠，就业的对接。让人们看得到前途和机会才会具有真正的吸引力。

　　中国青年报：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学徒制度怎样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

　　刘昕：在德国等工业发达的国家，学徒制被很好地用于人才的培养中，学与练紧密结合。他们培养人才的过程像一道流水线，所有学徒的培训都是以任务为导向的，模拟真实企业的运作流程，学会解决的就是以后工作中要面临的问题。在我国其实也已经有了这样的尝试，比如三一重工就有三一工学院保证本企业所需的各类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供给，大型企业主导建立的技能型学校跟行业关系更近，对人才的具体要求更容易传达到培养过程中。培养出的人才既满足了自己，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才资源。而且也解决了一般职业技能学校没有财力建设实习基地和缺乏实习机会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2015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职毕业生在创业方面有所突破，您认为高职毕业生创业还需要哪些来自国家的协助？

　　刘昕：技能人才的优势在于学到了一技之长。企业往往欢迎来了就能干活的人，他们就业的问题应该不大。不过我们需要给技能工人多一些出路，不能把做技术变成一条死胡同。如果让他们在做技工的同时可以去读大学，可以拿学位，有二元发展体系，这样会有利于他们把技能和知识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等技工的综合能力有了一定时期的积累之后，再创业会比其他没有实际操作过的人有更多的优势。（刘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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