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被认为像两台锅炉,前者烧的是柴火,后者烧的是精炭。 一方面是“中国制造”崛起和结构性用工荒亟须技能型人才;一方面却是职教学生升职难、收入低,学生只敢把职教当“备胎”。职业教育“说起来重要,选起来次要”的局面依然突出。 5月10日,中央领导同志启动了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高级别的顶层推动,旨在将职业教育支撑“中国制造”的战略地位落到实处。 中国制造,谁来制造?职业教育要发挥支撑作用,还要过几关? “中国制造”崛起,职教需做“扛鼎之腕” 每天午夜零点,京港地铁十四号线钢轨探伤工陈宁都要和同事一起排查钢轨的安全隐患。“这就像给钢轨做‘B超’,每个信号声都不能掉以轻心。”陈宁说。 陈宁这样的技能型劳动者,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最需要的人”。 统计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的数量不足5%。截至2011年底,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达到2.25亿,而技能劳动者总量仅为1.19亿人,仅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就达400余万人。 部分企业招工难已经不仅在春节后出现,而是从年头到年尾,“常年缺口在20%到30%。”杭州圣菲丹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文祥说。 发展职业教育的迫切性不言自明。5月10日,李克强总理对以“支撑中国制造,成就出彩人生”为主题的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作出批示:进一步培养形成高素质的劳动大军,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和服务的水平。 在国际上,不少发达经济体也在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改革。未来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人力资源强国,不能简单地看毛入学率、高校毕业人数或是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而是看本国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程度。 中国制造崛起,中国的职业标准与劳动力流动不能趋于被动。“这是国家战略问题。”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下称“职成司”)巡视员王继平说。 职教“断头路”要变“立交桥” 北京市商业学校教师陈晶发现,想找一份好工作必须有本科学历。她用了17年时间从中专、委培、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 “青春最好的17年都用在了这上面。”陈晶说,选择到职业学校就业,也是对职教学生缺乏上升通道的困境感同身受。 目前,职业教育基本是一条“断头路”,在职教体系内最高只能上到高职,极个别可以升本科的专业,升本比例也非常低。在崇尚高学历的大环境下,职业教育出现“就业火”与“招生冷”并存的状况。 然而,让职教学生不断升学,也并不是衡量职教改革成功的标志。 “我最担心的是职业教育又会走到学校、学科、学历、学位的传统路子上,好像是越高越好。”王继平说,“这个导向救不了职业教育。” 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处长刘宏杰指出,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应该是一座“立交桥”。 “立交桥的意义在于任何初始学历的学习者,都可以在学习和工作的不同阶段选择继续深造。”刘宏杰说,未来我国大部分职教学生的成长路径是在中职或高职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并在工作后根据职业和自身发展需求,选择接受学历或非学历继续教育。 做强职教,三大困局待解 困局一:在校生规模逐年攀升,经费占比却连年下降,低投入难保稳发展。 2012年,职业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例为12.10%,预算内经费占比为9.81%。以中职为例,与1997年相比,2012年中职在校生规模在各级各类学生总规模中占比从4.36%升至6.94%,但经费占比从12.67%降至6.9%,财政性经费占比从11.41%降至7.02%。 教育部资料显示,“十一五”以来,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超过500亿元,但主要是专项拨款。而支撑职业教育学校稳定办学的生均拨款,却迟迟难以落实。 1996年通过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而到2014年,仅有15个省份出台了高职标准,18个省份出台了中职标准。 “高等教育生均拨款上万元,专科学校只有三、四千元。有的中职学校甚至没有生均拨款,完全靠人头费、项目经费过日子,非常艰难。”教育部相关部门一位负责人说。 困局二:校企合作不深,职教办学不“接地气”。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2004年成立后,当地陆续聚集了200多家德资企业。 “很多小企业没有能力自建培训中心,学校起到了‘跨企业培训中心’的作用。”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魏晓锋说。 校企合作的深入,需要激发行业、企业热情,甚至参与办学。然而,我国职业教育从企业、行业办学,到划归教育部门主管,再回到企业、行业办学的历程,让不少有能力、有意愿合作的企业始终持观望态度。 “1999年前后,600所高职升了本科,现在又说要转回‘应用技术型大学’,这让学生、学校难以适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说。 困局三: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权利”“义务”尚不明确。 十多年来,民办职业教育赢得了市场。 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部分毕业生被用人单位提前半年就预定了,有的企业还按每名学生1000元至3000元给学校“就业费”。 “学校有1万多家协议用人单位,一些热门专业每年培养的学生都不够分。”北京新东方烹饪学校校长潘耀才说。 但“权利”“义务”不明确、办学地位不平等、办学自主性不充分等问题制约着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 广东格力职业学院筹建办负责人夏昌祥说,要企业深度参与,首先要明确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职业院校办学可以享受的权利,以及必需的义务。 “职业教育办学以公办为主体,导致民办教育不受重视,财政上也无法享受和公办同样的拨款政策。”魏晓锋说。 “教育部门批准我们成立学校并且每年评估,结果还是不承认我们的学历。让企业每年投那么多钱,只是为了安排那些统招剩下的学生吗?”北京华夏管理学院院长姜岚昕不解。 打破藩篱,职业教育“蓝海”在前 2014年5月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描绘了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蓝图: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据介绍,5年来职业教育已经培养了5000万名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江苏、湖北、广西、甘肃等省探索打通“断头路”,推进中职、高职、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分级培养或联合培养。 在实行高考分类制度改革的山东省,有学生已经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利好。“春季高考考到了我的强项上。”打算通过山东春季高考报考汽修专业的小张说,虽然自己文化课一般,但修车“很有天赋”。 然而,职教改革真正落实仍需各方打破藩篱、达成共识。 教育部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对接,还需各部门加强沟通。 与此类似的还有《职业教育法》的修订。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存在上位法定位不规范、原则性条款过多而规范性操作性条款不足等问题。相关修法事项数年前已被列入规划。 但在顶层推动之下,中国职业教育正在迎来新的机遇期,其发展将面临“蓝海”。 在“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第二天,19位来自北京市交通运输行业、企业的负责人聚集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纷纷表示希望深化校企合作;两所河北职业学校负责人专程赶来,盼望在“京津冀融合”战略中先行试点合作。 “我校已经具备成为一流学校的基础,期待职教改革能够切实落地,为我们继续发展扫清障碍。”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副院长贾东清对未来充满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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