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8日，钟扬教授参加上海市庆祝教师节活动。
姓名：钟扬
性别：男
终年：53岁
职业：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
去世时间：2017年9月25日
去世原因：车祸
事迹：在西藏行路超10万公里，和团队收集上千种植物四千万颗种子，在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并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走了。
9月25日上午，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终年53岁。
此次行程安排得很满。当天，他计划在城川民族干部学院做讲座，之后回上海、28日去拉萨，往返机票都已买好。
过去16年，这位植物学家不断进入藏区，收集植物种子。雪山脚下，荆棘丛中，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他在西藏行路超过10万公里，和团队收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
这些种子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水果、花卉、粮食作物，在医药研究方面也有重大作用。“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常说。
他也提到过，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自己毫不畏惧。因为学生会继续科学探索之路，而采集的这些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钟胖胖”
钟扬常年带着一个厚重的双肩包去野外。学生赵佳媛说，包里有笔记本电脑，还有厚厚一大摞稿子，有时是学生的论文，有时是出版社拜托的翻译稿，有时是参加会议的发言草稿。
事情太多，他平时衣袋里还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条条待办事项，每做掉一项就划掉。即便如此，找他开会和讨论学术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也耐心地一一处理好。
每次出差回来，召集学生开会或制作标本，同学们都非常开心。因身材较胖，性格和蔼可亲，亦师亦友，大家在背后称其为“钟胖胖”。
他常在饭桌上谈自己的故事，用十分风趣的口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刘星、复旦大学教授丁滪都记得，每次吃饭，都会变成钟扬的单口相声，“他有太多故事了，让吃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
听过钟扬讲座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小徐表示，老师善于讲课，“讲两个多小时，到结束时，你还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就连考试也很“新奇”。赵佳媛回忆，钟老师为大三学生开设《生物信息学》课，期末考试内容之一就是，为用来做教材的《简明生物信息学》挑刺——这本书他是第一作者。
多名学生介绍，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学生掉队”，会根据学生特点“定制”专属的成长计划。
有位学生对科研工作并不十分热爱，但对国际事务与接待工作特别上心，钟扬看在眼里，每次遇有相关事务都交给他去做，经过几年培养，该学生博士毕业后到了丹麦领馆工作。
有位学生热爱课堂教育，钟扬便把国际学生课程的教授交给她负责，经过几年积淀，她成了钟扬国际教学的左膀右臂，毕业后如愿到复旦附中国际部任职。
红树林与博士生
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一块十亩大小的田地里，种着一片树苗。这是钟扬培植的红树树苗，最早一批是9年前种下的。
当时，中国自然分布的红树林所能达到的最高维度，在福建；人工栽种的红树林，纬度最高的在温州。
“既然没人尝试种过，怎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钟扬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这一课题。
其他植物学专家均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根本不可能。钟扬仍坚持一试。他在研究中了解到，上海历史上曾有过红树林，二十几万年前的化石就是证据。他也坚信植物自身对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比如，小麦最早起源于中东，但已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
最终，课题组经多次研究、实验，克服上海温度、盐度方面的限制，红树林不断适应周围环境，开始生长。
西藏大学教授拉琼评价钟扬“是个敢想敢做的人”。
2010年，钟扬成为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援藏结束，他又申请继续留任，先后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西藏大学校长助理等。
钟扬曾说，西藏大学的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自己就不离开。那时学校理科硕士点一个都没有，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也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拉琼以为那是大话。
但在钟扬及学校师生努力下，2011年，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2013年，西藏大学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
如今，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已初具规模，拥有了植物学博士生导师1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而且大多数老师都具备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经历。
拉琼称，忙的时候，钟扬常常上一个星期还在西藏，下个星期便到了上海。拉琼曾劝过钟扬，工作节奏不要这么紧。钟扬则幽默地回答：“玩的就是心跳嘛。”
“种子猎人”
钟扬几乎一辈子都在收集种子，常年在海拔几千米的山间奔波。
16年前，钟扬在工作中发现，我国生物多样性排名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上海和北京，集中了约50%的相关人才，而排名前列的西藏却很少，“青藏高原有2000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
2001年，钟扬踏上青藏高原，做的第一件事是收集种子。
这片高原上，有近6000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的18%，数量大，质量也非常好。“非常糟糕的是，由于全球环境的破坏，人类活动的剧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前，很多种子就已经没有了。”钟扬曾倍感惋惜。
有次，钟扬发现一种桃核光滑的毛桃，就在高原上釆摘了8000颗。为了不损坏种子，他发动全课题组老师、学生啃毛桃，刷干净、擦干、晾干后，再送入种子库，筛选出5000个封到瓶子里。
那年夏天，他做了500个这样的样本。在青藏高原上完成这些事，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援藏干部、如今为西藏大学副校长的杨丹说，高原上需要不停地快速呼吸，不能多动，甚至走几步都会喘不上气来。他的心跳每分钟多了20多下，同批队员中，有人已憋得“心脏肥大”。
西藏生态环境孕育了特有的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米一直到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它们不仅可做药物，分布规律还体现植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越是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价值。
“为收集这些植物的样本、种子，老师常出没无人区，也常在海拔5000米的野外采样”。钟扬的学生朱彬说，高原反应令老师血压高，头疼欲裂，身体绵软，但他依然勤勤恳恳，坚持早出晚归，从不懈怠。
刘星记得，钟扬对收集种子这事总轻描淡写：“我只是想摸清我们的家底，总得有人知道有多少种子，它们在哪里。”钟扬觉得，几百年后，这些种子会给无数人带来希望。
“钟大胆”
16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都有钟扬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或艰苦，只要能对研究有益，他都要去。
朱彬称，2015年，在上海过生日时，老师突发脑中风，经紧急抢救才无大碍。医生提醒他，以后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能饮酒，二是1年内不能再去西藏。
钟扬喜欢美酒，一次能喝一斤，但从那以后，他就滴酒不沾了。但对于西藏，他却“戒”不了，“医生说完不到3个月，他就一直说想去西藏，9个月时，没忍住直接去了。”
刘星说，去年钟扬回上海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医生说，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在高原工作。但他很快就回西藏了，“每次‘上来’，都要不停地吃药”。
钟扬总感慨，“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这包括两件事：收集种子，为藏区培养人才。
不久前，西藏大学生态学入围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钟扬一手扶持的西藏大学博士点也迎来第一批博士毕业生。他很高兴，出事两天前，还跟同事开会商量下一步的学科计划。
如果没有这次意外，钟扬28日就到西藏继续“播种”了。刘星说，钟扬有对上高中的双胞胎儿子，一个读汉语班，一个读藏语班。“他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也能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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