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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喜欢用数量评价人？

发布时间:2017-09-15 09: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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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普林格再次取消107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很多舆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论文评价医生的评价制度，认为以论文为核心的评价制度是罪魁祸首。

　　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是可能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评价医生、教授？仅仅是对医生对教师是这样评价吗？肯定不是。中国最流行的评价就是“数数”，对于学生，看分数，对于教师，看论文，对于企业负责人，看收入，对于地方官，也看GDP，不一而足，无一不是“数数”，也就是量化评价。

　　这种过度依赖量化的评价显然有不足，比如对学生的惟分数评价，显然是不科学的。那么，改了不可以吗？

新高考改革

　　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一个核心就是改变惟分数评价，试图借鉴美国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无论哪一个维度的评价，都需要折算成分数。非分数的部分只能是参考，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涉及公平问题。量化评价相对客观，舞弊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只要是涉及主观评价，或者非量化的评价，就容易给舞弊制造空间，不得已只好回到量化评价上来——“数数”。

　　评价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在中国搞评价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困难，几乎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这与我们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

　　西方的很多评价，都是以定性为核心，或者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定性为主。比如对一个学生的评价，一个老师的评价，对一个学校的评价，这毫无疑问是最科学的。

　　西方以定性为主的评价，是与其文化与社会治理制度相匹配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诚信文化，其社会治理就是基于个人诚信为基础的管理体系。

信用卡与支票制度

　　比如说信用卡与支票制度，就是西方以个人诚信为基础的治理体系最经典的代表。一张纸，我签了字，钱就给你了——支票。我没有钱，借你的花了，但是我签字了，就相当于一个借据，我按时还给银行就是，不需要任何抵押，这就是信用卡。不必设置密码，银行信的是你这个人，是他的签字。因此，签字对于西方社会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人信用核心。

　　美国在大学录取制度上，也是一个典型，在定量（分数）的基础上，在分数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招生委员会老师对学生做定性评价，某一个人的评价就可能决定是否录取你，因此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感觉。也就是说，他这样做的前提是认为绝大多数人不会徇私舞弊，不会作假。

　　但是我们完全不同，不仅是现在，过去的2000年间，我们对个人以及个人信用是不相信的，即便贵为皇帝，亲自手书一个诏书，没有传国玉玺也是狡诏，是假的。至今仍然如此，各级领导，对外时仅有签字没有用，都需要盖一个公章。这个章是最关键的，因为章是在一系列管理流程后用的章，是一批人把关审核的结果，代表了某个机构，而不是个人。因此中国目前最兴盛的一个生意可能就是刻萝卜章，做假章的广告遍布街头巷尾，也算中国特色了。扪心自问，当我们需要给一个人写推荐信时，有多少人能保证不说谎话？

　　信用文化的缺失，导致我们对人是不信任的，也导致很难做定性评价，因为定性评价多数情况下是以人的主观评价为主，就不免出现舞弊，影响公平。因此，我们更愿意，也敢相信的，就只有客观数据，就是量化的东西，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最大的公平。这也是几十年来，为什么舆论对高考惟分数评价人有激烈的批判，但是一旦要修改这把尺子，反对声也同样高。

信用文化

　　说到这，也就明白为什么评教授，评价医生，评价所有的人都喜欢用数字了。不患寡，患不均！一旦不看硬的论文，会不会任人唯亲？唯权？唯情？

　　难道就一直这样评价下去吗？显然也是不可能，不合适的，我们必须逐步对各个领域这种“数数”评价的做法进行改革、改进，以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也才能推进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与进步。

　　在这场改革中，在信用文化与信用体系还不成熟的阶段，一方面需要有足够的宽容度，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瑕疵、不足给予一定的包容，同时，相关部门更需举起严惩舞弊的利剑，让所有参与者，无论是被评价者，还是评价者都不敢作假，一旦作假让其得不偿失，后果无法承受。

　　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在对学生还是对科技工作者的评价上，坚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办法。最近几十年中，中国教育伴随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次全面的西化，在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与方法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文化的匹配性，社会治理制度的匹配性以及发展阶段的匹配性，盲目照搬西方的经验与办法，导致各种治理上“水土不服”。无论是择校，还是减负，招生改革，都有失败的经验需要汲取。

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

　　2016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八一学校的座谈会上谈到教育改革，他明确指出，教育改革需要有文化自信，不足的需要补齐，优秀的需要坚持。

　　我想，中国的教育评价，乃至其他方面的评价，同样需要按这个思路去办，借鉴学习西方先进理念，但也需要有文化自信，不宜盲目否定我们的一些成功做法，需要充分结合我国的文化与国情特点，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在定性与定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科学与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