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红包”，教育创新不能太任性

最近，辽宁一学校的老师就把微信红包用“歪”了。期末考试成绩一出来，辽宁铁岭的一老师把成绩表发到了家长微信群里，并留言要求家长发红包，凡是不及格的分数要按照一分一块钱来发，红包标上“惩罚”二字。实际上，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肯定“内心是崩溃的”，如今又要发“惩罚红包”，试问如何计算他们的心理阴影面积？这样的微信红包未免过于任性了。

不能冤枉美好的初衷，也不能纵容过分的言行。按照老师的说法，提议家长在群里发红包有多重考虑，归结起来无外乎三点：其一，加强群组中老师与家长们的互动；其二，“刺激”考试不及格学生及其家长再接再厉；其三，既督促孩子学习，又加强班级管理。如此看，老师的想法和初衷都“看上去很美”，但是用“惩罚红包”的方式表达出来，显然变了味。无论从情理还是规定出发，老师要求家长发红包属于“逾界之举”，家长不认可、学校不同意、教育主管单位也不允许。

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需要创新，关键不在于手段如何跟上时代，更在于是否具备适应性和可及性。正如该校一位负责人所言，“每个班主任都有自己管理班级的新点子、新方法”，这样的尝试值得点赞、鼓掌。不过，能否用红包的形式、是否用张贴成绩的手段，都值得商榷。而这并非教育管理过程中的孤例，诸如大学老师发口令红包点名、微信点名、刷脸点名等，都曾一度引来争议。不难发现，“新技术+教育”有可能出现像慕课这样的共享教育典范，也可能出现像“惩罚红包”这样的尴尬尝试。事实证明，不考虑学生及家长的可接受度和可适应性的教育管理创新，很难实现预期的效果，也意味着所谓“教育创新的可及性”为零甚至是负数。

“一所高校的校风和学风，犹如阳光和空气决定万物生长一样，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成长。”高校如此，中小学更是如此。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在内的任何教与学、学与思、思与辨的活动都要做到精细、有序、科学。改革不能随意，创新不能任性，尝试不能走偏，这样才能让老师、学生与家长在共同获得知识教育的同时，收获品格教育，“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也不会沦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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