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共产党校长，执掌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国执行中央指示进行院系大调整的背景下，制止清华图书馆被分拆。

　　那是1952年底，蒋南翔授清华大学“帅印”。此时的清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梅贻琦1948年12月离开之后，清华校长一职空缺4年，不期而至的院系大调整，更是令清华元气大伤。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均被调走，唯一剩下的工学院，被要求按照苏联的模式划分专业，以适应高速培养工业和科技人才的需要。

　　多年后，很多清华校友对此的评价是，那时的清华，真正面临从享有世界名校声誉的巅峰上跌落、继而办成一般性技术大学的危局。

　　对于母校被“肢解”，蒋南翔一度流下眼泪。他曾表示：清华怎么会同意把理学院分出去呢？这对清华来说，无异于“大泻肚子”，“伤筋动骨”办工学院，理学院是绝对不少的。如果自己早到半年，就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因此，当有人提出，作为一所工科学校，清华图书馆已没有必要再保存文法图书和古籍，应该把这部分收藏分给北大时，蒋南翔坚决制止。

　　他说：“大学是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藏书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各界服务并对外开放，拆散馆藏，会损伤文化。”

　　因为蒋南翔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又红又专”，大概从这句话起，就显露端倪。

　　身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蒋南翔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共地下党，写出传世名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多年辗转白区和延安的经历，蒋南翔怀有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决贯彻党的方针”，要把清华改造成一所多科性的工业院校，使之成为新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但是，对教育，这位老革命，又真的懂行——否则，他怎能一语道出高校图书馆的文化之义？

　　为了把“旧清华”改造成“新清华”，蒋南翔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为了达到“又红又专”的目标，蒋南翔形象地比喻学校要建立四个“代表队”：政治辅导员是政治代表队；业务学习尖子是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运动员是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是文艺代表队。

　　围绕这个目标，他在清华开展系统性的工作。他主张“两种人会师”。哪两种人？掌握较多业务知识但思想觉悟有待提高的老教师，向往革命但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的年轻党团员教师。这两种人，都要成为“又红又专”的教师。为此，蒋南翔亲自介绍老教师代表刘仙洲入党，还专门写了文章《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此后，张光斗、张维、梁思成等教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蒋南翔另一项塑造清华独特风貌的举措，就是由他提出并大力推行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他始终强调“又红又专”，他说“只红不专”或“只专不红”都不行，“原子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搞的嘛，没有这样的志气怎么能行呢！而如果只专，他不愿意为祖国服务，而到国外去享受豪华的生活怎么能行呢？”

　　他讲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光想自己不想国家，学习再好，技术水平再高，正当中华民族处在被人凌辱的时候，袖手旁观跑了，要这样的人干什么？”

　　他的“又红又专”，为清华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从蒋南翔始，一批批清华学生，带着鲜明的“又红又专”烙印，走向国家建设事业的四面八方。尽管蒋南翔从1966年就离开清华大学的领导岗位，而且去世已近30年，但不少人都认为，今日之清华大学，仍然是蒋南翔的清华。如今的人们，也可用淡然的心态回答当时清华人的惆怅：“清华，还是一流的。”

　　1985年，蒋南翔在最后一篇关于教育的论著《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中说，中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人这一生，总要走向终点，总会有最后一篇论著，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解答。

　　而有的人，他的问题，他的解答，十年，几十年，乃至百年，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