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排队怀孕”的霸王规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仅存在于一校一地中,而且早在多年前,媒体就有过对同类事件的报道。但数年来,“排队怀孕”却得以继续或明或暗地存在,这也从侧面暴露了生育权保护的尴尬处境。
道德谴责总是最简单也最安全的,但仅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排队怀孕”的荒诞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一个严肃的社会命题,即生育成本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客观地说,涉事学校作出“排队怀孕”的规定虽然任性又违法,但女老师扎堆生二胎后所引发的人手短缺、教学受影响、家长不满等连锁反应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补齐用人缺口、维持原有教学秩序和水平,都意味着涉事学校需要加大投入。而这部分投入某种程度上正是“二孩”的部分生育成本。
女性生育不仅是自己“小家”的事,而且也是社会这个“大家”的事,这一点早已成为社会共识。基于这个前提,生育成本无论是全部“核算”到女性头上还是一股脑转嫁给用人单位,都是不合理的,事实证明也是不可持续的。生育成本须社会共担。分摊生育成本,生育者及其家庭和用人单位必然有责,国家和社会也应有份。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尤其不能缺位,要做好政策兜底等系统配套,既要通过硬约束让用人单位明晰职责,也应通过税收减免、发放补助金等软激励切实分担用人单位压力、合理消化女性用工成本。可以预期,生育成本的社会化,不仅能极大缓解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而且也有利于扭转就业中的女性歧视。
如果没有全国统一的生育保障体系,没有健全的人口福利政策体系,“全面二孩”的政策红利就会在林林总总的各种对策中被消解,惠民的初衷就会在层层的流转中缩水。“排队怀孕”作为“全面二孩”这波公共政策调整中的一个荒诞插曲,足以提出警示,公共政策调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切不可只攻一点而不顾及其余。
一个环节的不作为,一项配套的不到位,就有可能让改革红利“悬空”而无法真正“落袋”于民,改革成效不仅无法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反而可能会让群众产生“得而复失”的“被剥夺感”。“排队怀孕”的类似事件,不该也不能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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