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正文

上了清华北大，就得迈过中产阶级？

发布时间:2016-03-31 09:58:44

浏览量:

分享到:

前几天，笔者的朋友圈里除了有关疫苗的各种文章，转发最多的就是一篇名为《清北的无奈，迈不过的中产阶级》的“软文”，说它是软文，因为是一家清华北大学生的创业公司用其微信公号发出来的。然而转发量这么大，还有不少校友表示有同感，可见这篇文章虽说“软”，但还是有些硬货的。

　　这篇文章先是从四个清北学生因发展不符合亲友的高预期而压力山大的故事讲起，继而挖掘出他们的共同点是出身中产家庭的名校毕业生。又从中产家庭对子女的高期望，谈到了中产子弟从名校毕业后在求职时“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并分析所谓“中产教育”的特点，最终表达了中产家庭子弟上升无门的无奈和焦虑。当然文章最后以鸡汤结尾，表达了中产子弟“不愿意让清北成为我们的人生巅峰”，“证明自己，不依赖父母”的美好愿望。这样一篇文章，有故事、有分析、有煽情，既有“清北学生”等夺人眼球的关键词，又契合了中国新兴中产普遍性的焦虑心理，想不火都难。

　　然而，若是深究起来，这篇文章的问题却不小。其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文中给出的四个案例，主人公均不到三十岁，甚至还是二十出头的年龄，未来的人生路还很漫长，仅仅因为不够出众（其实他们在同龄人中已经是佼佼者了），就悲观地断言他们迈不过中产阶级，是不是有些言之过早？

　　不可一味放大中国新兴中产的焦虑心理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中产的话，其实他们已经“迈过”中产这道坎了。

　　根据2011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月薪1600元就已经超越了全国近50%的劳动者，月薪4200元则超越了全国约90%的劳动者。如果严格按照中产阶级的定义，即“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来推算，月薪2000元的群体才是中国真正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现阶段产生了“中产阶级”自我认知的群体，更适合称之为“10%”。

　　当然，“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来的，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必然要与西方的国情接轨，单纯以本国国民收入中位数来制造本国的中产定义，无异于数学游戏。但笔者提出这一点，也是希望提醒焦虑的中产，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有更客观的认识。

　　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可以把《清北的无奈》一文中中产子弟所背负的期望翻译为“从‘10%’上升到‘5%’甚至‘1%’”，换句话说，就是要爬到金字塔的塔尖。

　　可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无论收入分布模式是中国的金字塔型，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橄榄型”，其共同点是中层以上随着收入增高，群体规模急剧减小，而社会顶层比中层还多的倒金字塔型社会至今没有出现过。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在社会充分流动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内也注定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梦想。更不要说高流动性社会是“非常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流动性下降的问题。

　　总之，家长希望孩子超越自己向上进步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愿望也要符合现实，不然愿望和现实的落差就会造成不必要的焦虑。媒体也应注意自律，引导公众理性看待中产阶级的流动问题，不可为了眼球效应放大不理性情绪。

　　文章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值得重视

　　尽管文章本身在立意和论证上都存在问题，但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却很值得重视。

　　第一个问题自然就是中产阶级的焦虑症问题，虽然不可放大，但也不应小视。事实上，这个问题绝非中国特色，而是具有普遍性。在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中产生的“中产阶级”，都存在着“上不来下不去”的焦虑心理。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中产阶级在历史的行程下依靠个人奋斗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自然不可能接受重新堕入底层的贫困之中。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西方概念，不同于“中等资产阶级”，他们基本不掌握生产资料，如果硬要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语境下找一个近义词的话，恐怕“工人贵族”更适合他们。这也意味着一旦历史的行程转向，经济形势不好，依赖工资而又缺乏股息、红利等非工资收入支撑的中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也将化为乌有。既要千方百计保证自己不掉下去，又要全力培养子女让他们爬上来，中产能有多焦虑可想而知。

　　以“china middle class anxiety”为关键词在谷歌上搜索可获得530,000条结果，以“中产焦虑”为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可获得1,960,000条结果，《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国家地理》等知名报纸杂志刊登的有关“中国中产”的文章中，普遍提到了“焦虑”一词，可见这个问题的受关注程度。

　　天津港爆炸案之后，就有多家外媒以“爆炸案背后的中国中产焦虑”为主题进行了分析报道，部分受损房屋的房主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回购房屋的消息成为重要“佐证”。以此为鉴，以史为鉴，在中产阶级逐渐掌握中国网络社区的话题设置权和话语权的情况下，中产焦虑所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的风险必须得到重视。

　　第二个问题，则是文章中不经意间透露出的一个事实，即“在清北等中国顶级名校，来自中产家庭的孩子，占据了学校绝大多的人数”。

　　笔者在《比起改革高考制度，加强基础教育更迫切》一文中就提出，“我国已经隐然出现了学生分数与家庭条件成正相关的统计现象”。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杨东平教授也指出：“占人口90％以上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这个情况所可能导致的风险甚至比中产焦虑还要大。

　　我国有着漫长的科举取士的历史，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信仰”，而现在这种“信仰”正在受到挑战。知识经济时代，高薪岗位基本上都与高学历挂钩，如果名校完全被中产子弟所占据，那么穷人的上升通道也将被基本上堵死，教育也将沦为阶级的“再生产”，我国将陷入“未富先固”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影响人才选拔，导致我国高端人才的来源变窄；另一方面，基数庞大而又上升无望的底层百姓也将成为随着有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安抚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和保证底层百姓的上升通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避免割肉补疮、实现统筹兼顾，这将极大地考验有关决策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