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如何走出暴力革命的"治-乱"循环怪圈？

发布时间:2016-03-31 09: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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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 [保存到相册]

　　本文摘自熊培云《这个社会会好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革命] 如何告别革命

　　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你们要面包，他们掷给你们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

　　--丹东

　　中国到哪里去？谈到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喜欢拿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与之相提并论。比如说它像辛克莱尔《丛林》里的美国，像水俣病泛滥时期的日本，抑或更像政治和解之前的南非--那时候南非也有人会莫名其妙地死在监牢里，而原因据说是他在洗澡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肥皂。

　　当然，读者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历史截面，说今天的中国像是某个时期的苏联、北非、阿富汗，甚至中东。如果遇到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他可能还会皱着眉头说现在的中国像先秦，像盛唐或者晚清。总之，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几个可以重叠的特征，将两个天遥地远甚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但那些特征却又是真实的，绝非杜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评价似乎同样适于今天的“盛世中国”。这里是朝气蓬勃的新世界，又是悖论满身的旧王国。这里愚蠢与聪明交织，黑暗与光明缠绕。这里有的人踌躇满志，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家徒四壁；有的人直登天堂，有的人直下地狱。

　　一在社会松绑中突然爆发，法国大革命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成功？

　　201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西单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和一位法国学者聊天。他说，今天的中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也像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我笑了笑，说如果对照法国历史，今日中国所处的时代既像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理由如下：

　　前者，1789年开启的大革命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成功，革命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进步，同样带来了预料之外的恶果，甚至一次次回到帝制时代。革命不过是历史转型的开始，而承受了暴力之苦的许多法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已经惧怕流血，从而寄希望于日积月累的社会建设。我曾说中国是“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纪代替流血之世纪，也是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之所想。

　　至于说像法国大革命以前，并不是说社会矛盾使中国一定会再次爆发革命，而是说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有着惊人的相似。和路易十五时代相比，路易十六的有限改革已使法国面貌一新：政治由专制走向开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国民自由可谓有增无减，然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生活难以忍受。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所分析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就好比一个生来手脚都被戴上镣铐的人，当他有朝一日被解除了手铐，自由虽然增加了，但这种局部改善可能让他感受到更深的痛苦，也让他有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其一，当他开始行使双手的自由时，不仅发现脚上的镣铐会间接限制双手的自由，还有可能将脚上的镣铐视为一切不幸生活的根源，并为此感到羞耻；其二，因为恢复了对现实的疼痛感，在手铐被去除后，他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脚镣同样应该去掉，道理是一样的，而且迫不及待；其三，他不再是个被绑着四肢的人，双手的自由将为他除去脚上的镣铐提供条件。

　　路易十六的不幸在于，虽然他已经着手改革，但他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格局却没有跟上巴黎那些脚戴镣铐的“半自由人”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观。然而，由于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约束，社会间的侮辱与损害日积月累，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权利观念的变化，这个“最好的时代”正积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情绪。

　　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李泽厚等人一齐喊出“告别革命”时，他们的思考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在2011年底，当年轻的韩寒因为“不想再讨好任何人”而公开“拒绝革命”时，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尤其是“革命派”的冷嘲热讽。无论你是否支持或信任韩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最初对“政治不正确”的讨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韩运动”，韩寒的“拒绝革命”是导火索。

　　二、如何走出暴力革命的“治—乱”怪圈：革命之上还应有人道主义

　　法国如何终于告别革命--在十九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近百年之后？

　　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变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国的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

　　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的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不知道珍视本国的价值与传统，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从圣西门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以及人道主义、法的精神等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正是政治与社会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像傅勒所说的那样，“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革命的硝烟如何从人心中散尽？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方面，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与决断，读者不妨随我到法国西部做一次短暂的旅行。

　　今天，走在布列塔尼乡下，如果你是个我这样的异乡人，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四季繁花、雨水涟涟。最动人是在和风朗日，好端端的天空竟会突然筛落一阵明晃晃的太阳雨。然而，早在两百年前，这片土地却比巴黎更腥风血雨，因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营，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杀戮之地。大约十年前，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一份有关革命的判词，一曲人道主义的挽歌。

　　小说是这样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保皇派叛军枪杀革命的蓝军，纵火焚烧城市，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烧光杀光，决不留情”。面对贵族的烧杀，蓝军则以暴制暴，绝不宽恕。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蓝军围困以后。本已成功脱逃的朗特纳克，在半路上听到一位母亲绝望的求救，又折返回去营救三个落难火场的孩子，却被蓝军擒获。受其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蓝军司令官戈万认为应该以人道对待人道，于是放走了朗特纳克。为此，戈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断头台。根据革命派的法令，“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都必须处以极刑”。而坚持行刑的，正是戈万的老师西穆尔丹。他们原本深爱着对方，然而，革命的教义杀死了革命的信徒，革命的老师杀死了革命的学生。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旧制度，是为了改造不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消灭人。在雨果笔下，当革命的意义超出了人的意义，革命者便只有死路一条--戈万脑袋落地，西穆尔丹举枪自尽。显然，雨果并不诅咒革命，也不反对共和国的建立，他反对的是你死我活背后的换汤不换药。他在《九三年》里安排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险些杀了戈万的保皇派在被捕后求死，而戈万的态度却是，“你要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让一切回到人的命运本身，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国大革命。为自由而战，而不是为革命而战，“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三、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起义”并非革命多为“水浒”式反抗

　　回顾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改朝换代，或曰“运动”，或曰“起义”，或曰“暴动”，为什么无一堪称革命？因为这些暴力群体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杀戮哲学，爱的都是水浒式反抗而不是穆勒式自由。

　　整理各式各样的革命，从最终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这种情况有时会被称为“革命”，但是考虑到它并没有促成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故而并非真正的革命。即便从一开始有打掉王冠的革命性纲领，但因为结果并不触及上述实质性变化，所以至少从客观上说是革命没完成或者半途而废，例如克伦威尔弑杀了查理一世，大权在握后偏偏又让自己当起了英国国王。“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的现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它们多被视“治-乱”宿命中的一环，与真正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种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这是最残酷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旧制度，同时因为仇恨和急功近利等原因而将革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最终结果是血流成河--从逻辑上说，如果束手就擒的国王可以被当作敌人杀掉，那么任何反对革命的人也都可能被杀掉，其历史典型是法国大革命。谓其残酷，是因为这里打掉的不只是国王的脑袋，而且有革命者的脑袋。简而言之，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打掉了革命者”。革命不断吃掉自己的孩子，先是丹东死了，接着是罗伯斯庇尔死了。到最后，最荒谬的一幕是，当革命难以为继，被打掉的王冠又被某个历史的拾荒者捡了起来，戴在自己的头上。

　　第三种是“打掉了王冠，保住了脑袋”。这是最光荣的革命。它着力改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坏关系，而不是消灭人，更不是照搬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更换血淋淋的统治者。这方面，最成功的是发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它不是通过流血而是经过各方妥协解决了革命的诉求。经此一役，不仅赶走了倒行逆施的国王，而且在转年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权利法案》，自此英国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原则。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当年的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流血，但是詹姆斯放弃抵抗，还是有暴力（或者压力）作为后盾：一来此前有查理一世被革命者杀戮的前例，二来支持议会的义军（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

　　就此展开，几百年后远在东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在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在日本人来之前互相开炮，等日本人走了之后还在互相开炮。

　　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龙写在《结束革命》里的追问让人警醒--为什么每当这个国家“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又是暴力的深渊？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为什么“光荣革命”没有流血牺牲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国革命暴力不断却在原地转圈，这是盘桓在包括基佐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心头的梦魇。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整体性的自由，在于从此告别革命而非不断革命，否则革命从一开始便已经误入歧途。

　　必须承认，在经过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纪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如前文中谈到的，法国最终告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够做到。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改革既是为了拒绝暴力革命，同时也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彻底告别革命。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独立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时常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之中，不仅在于乐趣本身，还在于思想之中另有国土。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