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讲师江绪林的遗书中写到“没有什么眷恋,(奇怪么?)却沉滞,惧怕;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为总会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啊,我终于要知道真相了。我不好,我平庸,我德行有亏。”
我们无法定论江绪林是否患有抑郁症,但他遗书中所表现出的没有欲望、失去好奇心、没有盼望、自我怀疑与贬低、求死,这些都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他的好友刘擎在悼词中也写到“绪林的孤独和焦虑究竟是什么呢?以至于他最终走得如此决绝?是“抑郁症”吗?绪林长达多年反复出现的情绪低落、失眠和轻生念头,似乎符合典型的临床症候。”
在遗书中,江绪林与林嘉文都给出了自杀的理由,并且看上去思考充分,并非冲动之举。但这种看似“理智”的思考未必是真的理智。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曾公开表示,“在我15年的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的经历中,没有一个自杀者的家人不崩溃,没有一个自杀幸存者不后悔。”
“自杀意念”是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的研究,25%的轻度抑郁症病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这个比例高达75%。在2010年版的《精神病学》中提到,抑郁症的自杀风险是19%,也就是说,每5个抑郁症患者中有一个会将自杀付诸实施。江与林“有思考”的自杀,很可能是在为病情爆发后的自杀念头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
然而因为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看似“有思考”的自杀,网上出现了许多言论,他们将一个病理因素导致的死亡者打扮成一个“殉道者”。甚至有人说“江绪林老师激发了人们内心中最为美好的东西”。
这种对于自杀的公开“美化”不是第一次出现。江苏女孩@走饭自杀后,有人写到“你这么轻描淡写地走了,让我觉得,也许真的是解脱了”;“太累的人,终于安然入睡”。
部分对于自杀的公开“美化”表达,固然是出于个人对江老师作为一个学者的尊重,以及对高中生林嘉文英年早逝的惋惜和悲痛,甚至不乏部分学者产生兔死狐悲之感,都可以理解。但他们也难免在这上面附着过多形而上的因素,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对一起自杀事件做出过度诠释,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这类公开的过度的关注和“美化”,可能会引起脆弱人士的效仿行为。林嘉文在遗书中曾提到厌恶世人对江绪林的死所作出的解读,说明江的死亡以及世人对江绪林自杀的态度对林嘉文而言是有一定影响的。病人的死因,是病情爆发的结果,抑郁症相关的死亡引发的探讨,更多应是病理学意义,而非社会学意义。
好莱坞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自杀被曝光后,国际自杀预防协会主席Ella Arensman称,她本人收到了“五封邮件,来自曾经摆脱了自杀危机的人。他们在邮件中说,他们正在重新考虑自杀。对于易感群体而言,这些铺天盖地的报告具有传染效应。”她还指出,2009年,德国国门罗伯特·恩克的卧轨也导致了自杀率在一段时间内的急剧上升。
友人致江绪林的悼念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那么,绪林的孤独和焦虑究竟是什么呢?以至于他最终走得如此决绝?是‘抑郁症’吗?绪林长达多年反复出现的情绪低落、失眠和轻生念头,似乎符合典型的临床症候。可是我一直在回避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太轻巧了,太方便地打发了一切,它抹去了绪林复杂而又深不可测的心灵孤独,也免除了我们所有的负担和愧疚。但今天,我愿意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他还提到“如果那些永恒的哲学与宗教的大问题终究需要无尽的探索,而焦虑和孤独又危及着生命,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架子来寻求专业心理技术的帮助而要傲慢地鄙夷它?”
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江绪林和友人错过了一次机会。18岁的林嘉文虽在家人的带领下曾寻求治疗,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延误。
林嘉文的父亲告诉媒体,林嘉文患抑郁症半年多了。但在林嘉文的遗书中却写到,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都生活在压抑与痛苦之中。
他写道:“终于还是要离开。一走了之的念头曾在脑海里萌发过太多次,两年多来每一次对压抑、恐惧的感受都推动着我在脑海里沉淀下今日对生死的深思熟虑,让我自己不再会觉得自己的离开只是草率的轻生,让我可以以为我最终的离去不仅是感性地对抑郁、孤独的排解,也是种变相地对我理性思考之成果的表达。”
曾患有抑郁症的王丫米说,她最怕人家说:“你抑郁啊?你这就是文化病,富贵病。”患有灾后抑郁症的李西闽则说,“他们理解不了我的状态,他们很固执地认为我就是矫情,唤起别人的注意,就是在折腾。”还有的病人,时间拖长了,连亲人也会反感,“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好呢?你是不是装的?是不是逃避责任?”
尽管学术界长期呼吁,正视精神健康和预防自杀的意识,似乎一直并未深入普通民众。每当有造成轰动效果的抑郁症自杀事件发生时,网络和传统媒体通常都将议程设置为“正视抑郁症”。 但遗憾的是,在全球3.5亿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了有效治疗。
中国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2005年间的调研,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费立鹏的这项研究在2009年刊登在《柳叶刀》上。根据这个发病率的数据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
在所有的误读中,将抑郁症看成一种单纯的心理疾病,恐怕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抑郁症患者以为靠自己就能“走出来”,拒绝精神科医生和药物的帮助。
但事实上,“抑郁症可以说是一种心身疾病,影像学提示,抑郁症患者的脑部和正常人有不一样的地方”,上海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旭东说,“虽然肉眼还无法看到结构性的病变,但在生物化学的层面,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中,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系统的活性有改变,比如5-羟色胺在减少。”大量的案例表明,正确的心理治疗只对轻度抑郁症患者有效。如果抑郁症发展到中度和重度,只能先靠用药改善大脑神经递质的失衡,再考虑心理治疗。
很多人因为对抑郁症的认识有限,错误地对待了患有抑郁症顽疾的朋友,也错误对待了有抑郁情绪时的自己。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在现代医学中,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一个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服用抗抑郁药之后,60%-80%的患者会被治愈。
有媒体报道称,接受采访的抑郁症患者虽然对痛苦的描述千差万别,但对于治疗的方法和过程几乎是异口同声:一位专业的的精神科医生,合适自己的药物,短则数周,长则数月,症状即可得到缓解。
就医是治疗抑郁症的第一步,而剩下的关键性因素就是按时按量吃药。在所有疾病中,抑郁症的依从性是比较差的。人们抗拒长期服用抗抑郁的药品,似乎认为这种药对身体会有很大损伤或者上瘾。林嘉文的微信中曾写道,说明书上写药的副作用是增重,结果我吃了后的副作用是每天全身又疼又困……
抗抑郁药的有效率最高能达到80%,但只有不到50%的病人对第一次服用的药物有反应。财新传媒的张进在博客中分享过他的抗抑郁药的经历,“坚持服药。治疗抑郁症的用药原则‘足量足疗程’。大部分抗抑郁药起效至少两周,千万不能因为药的副作用大而自行减药和停药,否则前功尽弃。”
抑郁症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身边,没有人能确定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但却有人可以医治。患有抑郁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种病痛的错误认识。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朋友遭到了抑郁症的侵蚀,请带他去医院,监督他吃药,把握机会,珍惜生命。